简析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内容及意义。

1940年前后，进步文学界进行了民族形式讨论。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的问题。在延安，从1939年开始开展了民族形式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在国统区，抗战初期就已发生过“旧瓶装新酒”是否适应的讨论。1940年的讨论发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向林冰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强调民间形式是大众自己的作风和气派，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向林冰的错误观点，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所作的努力和成就，但否定一切旧形式，否认新文艺形式上存在缺点。许多作家则在批评向林冰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建立新文艺的民族形式。如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中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自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质素。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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