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4心母爱等特有的意象得以实现的。龚诗中丰富的想像，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表现方法，汪洋奇诡的浪漫风格，近庄而仙、侠；而其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以香草美人，体物写志的表现方法，深婉幽独的自我拷问，近屈而儒家。第三章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与末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自定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也是桐城派后学的学术与文学选择；而其揭橥的“义法”说，则规范与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基础。方苞“义法说”方苞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所谓“义”，讲的是言之有物，“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而经术与事物之理，大凑于程朱之学。所谓“法”，讲的是言之有序，即古文写作的程式、法度、规模，其中又以删繁就简、言明意赅、语言雅洁为至上。方苞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他认为归有光的散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又说："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送李雨苍序》）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方苞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刘大櫆“神气说”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刘大櫆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刘大櫆认为：古文之能事，可言论者为文法，可致意处为神气，文法可以言传，而神气则只可意会。行文之道，当以神气为极致。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事合一的主张，是强调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义理存乎识考据赖乎学词章本乎才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但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在美学上，姚鼐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1，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反对“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述庵文抄序》）。2，总结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大要素，并指出其关系：“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3，概括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的风格，认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他说：“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复鲁絜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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