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具有民主因素的“法治”理论

（一）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释其害。”黄宗羲认为，国家和法律起源于“公利”；而这种“公利”是为了防止由于自私自利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而形成的，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所以，国家和法律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他主张废除封建土地国有制度和重赋政策，用“授田于民”、用减轻赋税等办法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利；主张“工商皆本”，而不能仅仅以农为本，以体现人民尤其是工商市民阶层的经济权益；主张不分贫富，实行全民性的普及教育；主张兵源来自于民，而兵权又属于人民。
（二）立法必须体现“以天下为主”，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他认为，法律与国家政权一样，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皇帝一个人或者一家人设立的，因此应该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作为立法的最高原则。“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反对“君为臣纲”的封建纲常，更重要的在于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国家的新政体，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初级形式。黄宗羲认为，“以天下为主”要求统治者必须忠实地为天下人民效劳；所有的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君主个人的工具；人民也有权反对甚至推翻那些只顾自己、残害人民的暴君；总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家族）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立法必须以“万民忧乐”为宗旨。立法“以天下为主”，就必须保障人民在政治上与官吏平等。所有的人，不论出身、职业、民族，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了保证民主与平等，黄宗羲还提出了“学校议政”的设想。他认为，学校不应该仅仅是“养士”的场所，同时也应该成为“治天下之具”的机关。主张学校应具有参与国家政事的决策、法律的制定，并监督君主、官吏执行情况的职能，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非是，而论其非是于学校”。他提出由“名儒”担任各级学校的学官，尤其京师的太学，应当与宰相一样重要，并受到同等重视。地方学校的学官，也有评议、监督、弹劾当地官吏的权力。按照黄宗羲的设想，这个“学校”实际上已具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某些职能，可以说是近代议会政治的雏形。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君主、宰相、大臣共同掌握立法、司法权力黄宗羲认为，君主集立法、司法、军事、行政等大权于一身，是“一家之法”的主要弊端，因而主张以“天下之法”来减少、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在他看来，既然君主、法律都并非“为一己之私而立”，那么立法和司法权力就不应该为君主个人所专有，那些品质高尚、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能够代表民意，所以，他们最适合从政。因此，除了要实行“学校议政”外，还应该由那些“大儒”、“名儒”出任宰相、公卿等重要官职，与君主共掌政权。黄宗羲认为，为了限制君主专制，除了应该实行君臣共掌政权之外，黄宗羲还提出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恢复明代初期废除了的宰相制，由宰相统领“政事堂”，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宰相不仅可以与君主共商国事，而且主管“吏房”、“兵房”、“吏房”、“刑礼房”等主要中央机构。这种宰相制度，与近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责任内阁制非常相似。二是实行地方分治，各地方政权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如独立的行政权、财政权、军事权等，从而限制君主的权力。这种中央与地方分治的形式，又类似于近代的联邦制。黄宗羲在论述君臣共治和限制君权的时候，始终是以“君臣平等、共为天下”作为基点的。他认为，君主与官吏都是天下之“客”，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各级官吏只能对“天下之法”负责，而不应为君王个人效忠，即“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四）实行“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黄宗羲在总结前人关于“人治”与“法治”争论的基础上，打破正统儒学的“人治”传统，站在新的立场上，赋予了“法治”新的内容。黄宗羲所主张的“法治”是“天下之法”的“法治”。他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应该重视“法治”的定立与实行，只要君主、宰相、公卿、士大夫直到庶民百姓都能严格遵守“天下之法”，就能达到天下大治。所以，“天下之治乱”，“系于法之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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