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具有什么特色？

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是独树一帜的，其突出特点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表现形式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种独特的结构形式，是适合于作家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之需的，它的有机性，表现在与作品内在的思想逻辑的一致上，它是作者深思熟虑、严密构思、精心布局的产物，它完全符合作家对现实的认识过程。说它“无主干”，是指出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和故事线索，但它却有一条极为明确的思想线索，足以把全书复杂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构成一部结构严谨的巨大整体，这条思想线索就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书中，这条线索逻辑严谨，开端树立楷模，然后剖析各种类型的儒林丑事，再引出儒林中的正面人物，但在现实社会发展中，这些人毕竟不是可以依赖的力量，于是相继悄然隐去。这时社会更加黑暗，作者无法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只好以感叹结束全书。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由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组成。长篇小说有楔子和尾声是吴敬梓的首创。楔子塑造了一个从根本上鄙弃功名富贵的人物王冕，为全书首先树起一面正面理想的旗帜，又通过王冕对八股科举制度的直接否定批评“敷陈大意”，“隐括全文”。为全书提出总纲。它是作者创作意图、全书主旨的形象化概括，起着突出主题的作用。楔子在全书中的作用，如卧闲草堂本评语所说，是“借他事引起所记之事”，使“全书之血脉无不贯穿玲珑”。尾声又塑造四个“市井奇人”，以示理想并未泯灭，它既可与楔子中王冕形象呼应，又体现出全书思想和结构上的联系。主体最为庞大，共五十三回，从成化末年写到万历十八年，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人物多达二百七十几名，包括儒者名士，官绅吏胥、医卜星相、娼妓劫窃、农工兵商、市井细民，真是形形色色，无一不在其中，而地域则几乎遍及全国。对于如此广阔的生活领域，只有运用高度概括的典型化手法，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于是这一崭新的艺术结构就在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撰下应运而生了。主体部分，大致分儒者、名士、贤豪、恶俗四个段落，以“功名富贵”、“文行出处”为线贯穿始终，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布局匀称，有起迄、有跌宕、有波澜、有高潮，表现出作者构思的精严缜密。从二到十七回是第一段落，写了举业途中的三种人：一种如二进，忍辱挣扎，总算功名如愿；一种如王惠，凭借功名权势，剥夺欺辱人民；一种如娄家公子，功名不成、牢骚满腹，于是异想天开要做古贤人。通过这三种类型，揭露八股科举制度造成的畸形现象和罪恶后果。从十八到三十回是第二段落，写了杭州、扬州，南京三批名士的庸俗无聊，这些人实际上是科举制度下的畸形儿。从三十一到四十三回是第三段落，写了一批作者理想的人物，反映出以礼乐兵农改革社会的理想终于无法实行。其中杜少卿为一类，他轻财好义，结果落得家产荡尽；虞育德等人为一类，他们修祭泰伯祠，制作礼乐，想维持人心风化，结果仍然风流云散一无所得、他们拓边平苗扶植农业，兴办学校，想要振兴国家，结果是降职罢官；沈琼枝为一类，这位反抗的女性，既不为官法礼教所容，最终身陷囹圄。作者对理想的不能实现，深表悲愤。从四十四到五十三回是第四段落，写社会的腐败不堪，通过五河县人们的利欲熏心、唐二棒椎的中举弃亲、汤六的专事谄媚、毛二胡子的拐骗朋友、万青云的冒充中书等等，揭示出社会的堕落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总之，主体部分从二进得官，到名士们的自我陶醉，再发展到真儒的祭祠大典，形成高潮，然后集中揭出社会的千疮百孔，表现了社会人心如江河日下，无法挽回。从而与楔子、尾声构成鲜明的对照。
全书思想一贯到底，构思完美严整，布局和谐统一，这种结构形式，既是对前人长、短篇小说、史传文学结构艺术成就的继承，又是依据自己所熟悉、理解的生活素材，从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出发，进行独立艺术构思的结果。这种结构形式所产生的新的美学效果是“变化多而趣味浓”，（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以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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