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

国共合作方针确定的背景——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1）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混战的加剧，20世纪20年代初，欧美列强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人民都感受到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反帝情绪普遍高涨。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混战现象愈演愈烈，卷入内战的军队愈来愈多，1924年达到345万人。军队激增，人民负担难以承受，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一场改变现状的大革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2）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庞大，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认识到，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比较少，要想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愿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最可靠的同盟军——广大的农民，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即《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中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情况，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出了“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召开“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但没有解决同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8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来中国，带来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联合阵线。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开始，多数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认为那样会混淆阶级阵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陈独秀则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如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等，中共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最后同意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采纳了陈独秀提出的基本原则。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拜访孙中山，磋商合作的具体问题。
（3）共产国际的促进作用。这个问题可概括为两点：①理论方针上的指导。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确认了列宁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点是：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同时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这一理论成为民族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此后，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具体地指导了国共合作的进程。②实践上的帮助。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马林起了重要作用。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共产国际“二大”后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有着丰富的殖民地工作经验。马林来到中国后，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考察了中国革命形势，认定只有国民党才是可以联合的革命政党；二是积极同国民党接触，曾亲往桂林同孙中山会晤，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共产党实行合作；三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直到最终促成国共合作。
（4）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与孙中山的转变。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几经挫折后，虽然成分复杂，没有多少实力，但这个党在当时还是革命的民主派。而且，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创立了民国；而后孙中山又不屈不挠地同列强支持的军阀作斗争，因此这个党在中国还是有威信的。同时，这个党已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并拥有一支几万人的军队。所以，共产党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首先要考虑同国民党合作。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这时有了转变。孙中山转变的外因是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接连失败，特别是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广东军阀陈炯明受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收买，发动叛变，使孙中山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孙中山完全没有想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是他一直信任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这使他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革命不会成功。正在这时，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积极帮助，实现了其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因，是孙中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责任感。因此，他才能够从国家前途和民众利益出发，接受马林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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