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儒林外史》两组对立人物及其意义。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吴敬梓借王冕之口说出的“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对立，预示着全书两大形象体系的对立：一边是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价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一边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文人。二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儒林外史》中与魏晋风度相似的文人当以王冕为代表。这位作者用以“隐括全文”的“名流 ”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旨意的形象演示。凡是史传未及而吴敬梓所赋予王冕的性格因素 ，大抵不外魏晋风度的痕迹。如传记载王母要回老家，王冕载母于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吴氏将这一行孝之举改为一幅舒张王冕个性与叛逆精神的图画。这里既可见到卓尔不群、自葆高洁的屈子形象，更可见到魏晋士人宽衣大袖、挥麈谈玄和出行陶醉于千岩万壑之美的潇洒风采。但是，从王冕到杜少卿，到四个“市井奇人”，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与这些理想人物水火不容的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丑类，才是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而又令吴敬梓一类有识之士忧虑不已的儒林实相。吴敬梓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儒林群丑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如果说范进的中举变疯和周进的悲撞号板写出了士子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自我的话，那么，匡超人和牛浦郎或许从这种被动的吃亏中总结出避免被动吃亏的惟一良方便是主动地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这两组人物的走向便显示出这些丑类在人格意识的扭曲方面越陷越深的趋势。《儒林外史》描写了众多失落自我的读书人，其中鲁编修和马二先生尤有代表性。在明清两代，一个士人具有了“编修”的身份，便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然而，在吴敬梓的笔下，并没有写出这位实现了人生最高理想的“编修”是如何的荣华富贵、光耀门楣，却是从鲁编修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写起这个人物的。作者以如此寒酸 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与这位徒有虚名的鲁编修相比，那位一无所有的马静的人格失落就更加彻底了。鲁编修虽然没有实惠，倒也算过了一把翰林瘾，体会过举业成功的幸福。而马二先生却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 ，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更为深刻的是，作者让这位毫无现身说法价值的白丁来充当书中对举业的热衷鼓吹者，其说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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