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小说在“暴力化叙事”时期是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试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与《一九八六年》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余华的小说创作大体经历了"暴力化叙事"和"世俗化叙事"两个时期。以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为标志，余华正式开始了先锋小说的创作阶段。此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先锋名篇相继问世。在这些小说中，启蒙主义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主要表现为一种在暴力叙事下的历史批判。在余华笔下，"历史"首先以人格肉身的形式呈现，颠覆行为就是对历史这一人格肉身的暴力刑罚。 "历史"的人格肉身在余华笔下鲜血淋漓，各种残酷的刑罚让"历史"变得伤痕累累。在这种暴力叙述下，余华也实现了批判历史的启蒙意图。《一九八六年》将类似的启蒙主题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但他在"文革"期间却深受红卫兵的迫害，尝尽了刑罚之苦。这种"文革"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致多年以后，当他以疯子的形象重返故乡时，自残便成为他重演自己"文革"记忆的方式。余华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文革"历史拟人化，从而借助暴力叙事形象地解构了历史的现实性存在。"疯癫"可以在这一层面中被简单地理解为余华对"文革"历史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对历史的解构并不意味着某种虚无主义，他还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此外，余华在表达历史批判的启蒙主题时，还继承了"五四"文学的许多核心意象。余华小说在形式实验方面同样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他迷恋于对"暴力"和"死亡"的精确叙述以及近乎冷漠的叙事姿态，都与他对现实的态度有关。他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真假参半的，所以一般的写作只能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而人的精神这一真实的世界，必须在作家的写作中被表现出来。因此，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给作家的秩序和形式，用想象力挣脱现实的，也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去表达作家或人物的精神真实，便成为余华在进行形式实验时主要采用的叙事策略。大致而言，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种颠覆现实真实、重构精神真实的叙事策略。
一是打破"虚伪的现实"的理性秩序。余华小说中暴力事件来源于人物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而欲望这一在余华看来"真实得可以去抚摸"的东西，无疑属于精神的范畴。因此，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体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殴斗。当"我"为汽车司机的利益与人打架时，司机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甚至看着"我"被打坏的鼻子"表情越来越高兴"，最后司机跳上一辆拖拉机，"哈哈大笑"地离去了。在这部小说中，对暴力事件的叙述直接摧毁了现实存在的"文明秩序"，司机的行为无疑对现实真实构成了颠覆。
二是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像其他先锋作家一样，余华只对精神现象感兴趣，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与现实相似的叙事细节。这些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恍惚觉得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之中，甚至真实得可以去触摸它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细节，只不过是余华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因此，在余华笔下，原本抽象的精神现象、虚无缥缈的超验事物就具有实在的"物性"例如余华对暴力细节的叙述就十分写实："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随后用双手将鼻子向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一九八六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真实"细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始终都是作家精神想象的产物，如兄弟相残、卖人肉、自残等。余华在表现精神真实时，首先是对细节真实的追求，这种叙事策略上文已经论及，它把精神现象通过叙事还原为可以感知的客观现实。其次还必须通过叙事表明这些仿真细节的精神性质。
三是对精神事件的叙事重构。余华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质，它处处渗透着形而上的精神意念，那些逼真的细节叙述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叙事场景中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精神属性。《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自残场景在余华笔下被揭示得细致入微，但疯癫本身禀有的病理症候，却仍然将疯子的自残行为引向了在现实看来并不真实的超现实语境。因此，余华小说对细节精神属性的叙事，展现的仍然是先锋作家注重精神真实的真实观念。而同样值得关注的叙事实验，则是余华对"精神事件"的叙述。可以看到，余华对暴力事件冷静的叙述态度，以及暴力事件构成元素的超现实性，使得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事件的现实真实性令人怀疑，它倒更像是作家或人物主体精神的产物。因此，余华小说中的事件，主要是一种"精神事件"。而余华对这些"精神事件"的叙述，则充分表明了他的真实观念："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余华想说明的是，现实远远没有精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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