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第三条道路”的报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结局如何？

“国统区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的出现，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1947年2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新路》、《大学评论》、《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了设法。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客观》周刊，储安平创办并任主编。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表示失望与不满，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对中国革命运动也缺乏认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胜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而在1948年间又出现了一轮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声势。1948年1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承认“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这一年能成为“人类沉醉之年”。接着，该报陆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强调“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号召“自由分子站起来”，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有时还自我民主社会主义者。国民党政府中一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教授，也于1948年3月1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于5月15日创办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新路》周刊，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招牌，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借“第三条道路”的幌子，来进行政治投机的图谋。由于“第三条道路”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尚未摆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因而在一个内影响十分广泛。对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进步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对于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活动，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则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大肆民摧残。早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国民党当局就于10月下旬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事实上封杀“第三条道路”。1947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评论，对同情学生运动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新民报》南京版日、晚两刊，永久停刊。7月10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表示同情《新民报》，讥讽国民党政府出版法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对此，《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几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评，对《大公报》与王芸生进行进行攻击与威胁。10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攻击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19日，又发表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追查王芸生的政治表现。在此情势下，王芸生被迫于11月离开上海去香港，1949年3月初奔赴解放区，加入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同时，倡导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观察》周刊也由于国民党反动真面目的暴露而改变政治立场，不再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还公开揭露该刊受国民党当局压制的情形，为一些推动舆论阵地的民主人士吴晗、张志让等人提供讲坛。1948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投身于人民新闻工作者行列。至此，美帝国主义者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其宣传活动也戛然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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