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江苏东南苏州、松江等八府，田赋特重，地租也特别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冯桂芬代表这一地区的士绅，通过李鸿章向清廷请求减赋，获得允准。但田赋减而地租未减，这使太平天国失败后处境极端恶劣的农民更难忍受，也引起了当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有陶煦等人出面呼吁减租。
陶煦在《租核》一书中把农业称作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本”，而把减租看作“培本”的措施。他指出，若不减租，这部分余财入于地主之手，多半被用作窖藏或用以放高利贷、兼并土地，未必用于购买更多商品；即使变成购买力，也是购买各种奢侈品或用于鸦片、嫖、赌，而不见得能扩大一般工商业的市场。若减租，则农有余财，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于工贾利也；市集有余财，则输转于都会，而都会之工贾利也。他这里所说的工贾，已不是或不止是旧式的工商业。他还评论了当时人们关于开矿、修铁路、通火车等主张，并均加以肯定。
这充分表明：陶煦已从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把减租同发展问题联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