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派”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以传说中的黄帝、老子为祖师而得名。据《汉书•艺文志》介绍，这个学派喜用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的道理，阐发老子“我无为，而民自正”的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这一学说，正适合汉初经济凋敝，君臣上下要求安定，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的想法。汉初统治者将这种学说运用实践中，收到达了显著成效。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计艰难，“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汉初君臣都从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出发，严历批判了“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陆贾的《新语》为汉初黄老无为之治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理论。他认为“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敬谨”。并建议汉高祖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汉书•刑法志》颂扬萧何、曹参时说：“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文帝、景帝在位期间，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轻徭薄赋”，“平狱缓刑”，移风易俗，以致“政宽人和”，天下“富实”。由此可见，“无为而治”是汉初统治者在战乱之后，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方针策略。（
2）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汉初统治者在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同时，也重视儒家德刑相济的思想。陆贾向高祖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所谓文武并用，也就是德刑兼施，二者相济为用。特别是在秦朝恃武尚力、严刑峻法之后，更应当以德治为本、刑罚为末，即所罚“积礼义”而不“积刑罚”。文帝在位期间，“专务以德化民，”“兴于礼义”，同时也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可见汉初统治者看到了儒家仁义德教的作用，认识到只有运用文武两手的统治方法，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与秦朝的“专任刑罚”相比，无疑要高明一些。汉初统治者主张“罚不患薄”，约法省刑，减轻对人们的压迫。刘邦入关时，“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陆贾劝告高祖：“设刑者不厌轻，行罚者不患薄”。惠帝、吕后时“除三族罪，妖言令”。特别是文帝，即位后废除连坐收孥法和诽谤妖言令，尤其是命令废除肉刑，常为后人所称颂。
（3）轻徭薄赋，“以粟为赏罚”。汉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陆贾向高祖说：“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贾谊向文帝建议，“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文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劝趣农桑，减省租赋”。文帝的大臣晁错认为，以粟为赏可以促进农业的以展，“万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指官府）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予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