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选题）
近代驻英公使郭嵩焘《使西纪程》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A靠圣人治国不能代代常有
B西方靠“民众自治”可以长久
C否定清朝的政治制度
D“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
材料中郭嵩焘是和李鸿章等人同时代的洋务派官员，他不可能否定清朝的政治制度。故C项内容不能从题干中反映出来。据题中所引材料重点突出介绍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三代之政”“圣人治国”相比的可持续性、优越性，其他三项可以从材料中反映出来。
相似试题
（单选题）
近代驻英公使郭嵩焘《使西纪程》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两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两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单选题）
湘人郭嵩焘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兼驻英公使，他积极向国内介绍西方制度。1877年，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指责其为汉奸，历数其罪状包括“披洋人衣”“向他国国主致敬”等。郭嵩焘返回家乡时，长沙大街上也贴有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郭嵩焘的遭遇折射出近代中国（）
（单选题）
奕䜣力倡洋务，又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六，被称为“鬼子六”；洋务派官员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郭嵩焘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这反映了（）
（单选题）
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了领事馆。这反映了清政府（）
（单选题）
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了领事馆。这反映了清政府（）
（单选题）
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了领事馆。对这一现象的最佳诠释是（）。
（单选题）
1877年，清政府派出郭嵩焘、刘锡鸿一正一副两位驻外公使到达伦敦，清廷只是按照传统方式给其谕旨，为此郭嵩焘不得不要求清廷“补版国书，充当公使”，英国以不符合国际惯例为由，拒绝承认刘锡鸿的外交身份。这反映出当时（）
（简答题）
材料一“天朝上国”第一次真正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的代表是满清政府于1877年派出的首位驻外公使郭高焘。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竞然背负着"道歉"的屈辱使命。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英、法政府于1861—1862年间派遣公使常驻北京。按照国际外交惯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应互派使节。1875年，英国以“马嘉里事件”（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里游历云南被当地人打死）要挟清廷，使它在适使问题上作出艰难的决定，即在次年签订的《烟台条约》中明文规定中国派使臣前往英国"道歉"。清廷决定"道歉"使臣并作公使常驻伦敦。当时它看中的人选是被奕诉，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高焘。 ——邬克《他没有给国人丢脸》 材料二郭嵩焘这时虽然还未曾走出过国门，但是借助于担任过广东巡抚的经历和对西洋事务的经意考察，他对西方列强的见解，不但比保守派，而且比洋务派领袖们也高出了一头，他在这里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创见。当他出使英、法之后，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思想更加激进，因而倍受各方攻击；归国之后，闭门居家都不得安宁。死后，即使李鸿章这样的大员出面请谥，朝廷亦不给。 ——王兴国《郭嵩焘的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
（简答题）
材料一“天朝上国”第一次真正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的代表是满清政府于1877年派出的首位驻外公使郭高焘。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竞然背负着"道歉"的屈辱使命。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英、法政府于1861—1862年间派遣公使常驻北京。按照国际外交惯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应互派使节。1875年，英国以“马嘉里事件”（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里游历云南被当地人打死）要挟清廷，使它在适使问题上作出艰难的决定，即在次年签订的《烟台条约》中明文规定中国派使臣前往英国"道歉"。清廷决定"道歉"使臣并作公使常驻伦敦。当时它看中的人选是被奕诉，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高焘。 ——邬克《他没有给国人丢脸》 材料二郭嵩焘这时虽然还未曾走出过国门，但是借助于担任过广东巡抚的经历和对西洋事务的经意考察，他对西方列强的见解，不但比保守派，而且比洋务派领袖们也高出了一头，他在这里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创见。当他出使英、法之后，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思想更加激进，因而倍受各方攻击；归国之后，闭门居家都不得安宁。死后，即使李鸿章这样的大员出面请谥，朝廷亦不给。 ——王兴国《郭嵩焘的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