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序》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诗论文献，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作者在创作冲动问题、诗歌的形象性与情感性特征以及自然创作论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创作冲动问题。文学创作始于主体的创作冲动。中国文论把创作冲动的产生看作是外物对创作主体感召刺激的结果。古代文论认为：主体心灵与客观外物相遇，因景生情，触物起兴，是产生创作冲动的契机。钟嵘继承这一观点，《诗品序》开篇就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就是说，客观外物的变化感召刺激着创作主体，于是主体也将思想情感融入客观外物，这种双向的信息反馈、情感交流活动中，创作冲动遂得以产生。钟嵘把自然景物、社会事件、人世间悲欢离合、穷达荣辱的社会生活，也看作是创作冲动产生根源的观点，这是他的创见，也是他对“物感说”的重要发展。
（2）诗歌的形象性与情感性问题。他认为诗歌要引起人们的审美体现，即“滋味”，就必须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做到形象生动和情感真切，还须综合运用赋比兴手法，才能处理好形象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使二者隐显得宜、和谐相生。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言，诗歌的形象性与情感性又是在“风骨”和“丹采”的结合中显现的。鲜明生动的形象与饱满深厚的情感，须用华美的词藻表现出来，才能形成爽朗刚健的艺术风格。也就是有“滋味”的诗歌。他把先秦以来处于萌芽状态的“滋味说”，发展成为诗歌创作和欣赏的重要原则。
（3）自然创作论问题。钟嵘在序中提出了他的自然创作论。他认为：永明体的“四声八病”不符合创作原则，从而损害了诗歌的自然之美。古诗用于演唱，故须讲究声律，而到诗歌已独立，也就不必如此了。诗歌创作只要符合自然声律，读起来琅琅上口就行了。争相用典、东拼西凑的风气，使得诗歌创作“殆同书抄”。他强烈反对声病和用典，是针对当时诗坛的矫揉造作的风气而发的，有其积极的意义，但齐梁时的声律论促进了人们对声律美的探索和追求，在诗歌的发展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钟嵘对此认识不足，其批评有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