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这样的乡村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危害性，在鲁迅笔下只是一种潜藏的威胁，却被他不幸而言中。“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请问，你怎么看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对于革命和社会的危害？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公平。即便是被押赴刑场，他仍然有办法排遣烦恼，“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哩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最后关头，他还在寻思要不要唱两句戏文，满足坎坷的期待。这些农民一方面是沉痛不堪地生存着；另一方面是没有觉察自己真正的处境和痛苦何在，更找不到摆脱现状的出路。
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成为鲁迅对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革命，是改变现实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农民争取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唤起千百万农民，未能革除建基于广大农村的封建体制。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觉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状，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时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
在许多年间，论者评价阿Q，都采用以此论述农民身上蕴藏着个宁的积极性的观点，今天看来，阿Q与革命的关系并不那么直观和简单。鲁迅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想象，是任意掠夺他人的财富，任意占有乡村的女性，阿Q是流氓无产者而不是本分老实的农民。赤贫的状况让他无法安分守己，道德约束对他也是毫无效力的；走出未状的经历给他增长了见识和蛮干的勇气，他天然地认为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对阿Q，不准革命要不得，如何引导其走向更，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阿Q这样的乡村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危害性，在鲁迅笔下只是一种潜藏的威胁，却被他不幸而言中。“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到。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果然，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对革命和社会的危害，到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20世纪80年代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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