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整体来说孟子的义利观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观,他主张义,反对利,甚至将义利对立起来。
(2)从不同的对象来说过“义”与“利”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管理者的价值观问题,孟子对于统治阶层内部和百姓的“义”、“利”价值取向的要求是不同的。一方面,孟子强调统治阶层需要先义后利。他说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用义来规范利,利益的追求就会纳入正确的轨道,这样统治者要带头讲利,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孟子强调统治者对老百姓需先利后义。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认为只有“士”这一知识阶层能做到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仍能坚守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而普通老百姓是做不到的。所以高明的统治者一定会给老百姓以一定的产业,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容易听从了。孟子的论述涉及到物质利益同精神价值的关系问题,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带有一定的实用色彩,但仍无法为之接受。然而这种把精神价值置于人生追求的首位,却成为此后传统知识阶层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