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说明金克木与张中行的散文风格的异同。

金克木的散文，思路开阔，富于跳跃性，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散文妙笔连连，却并不铺张，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或是人物的政治见解，或是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常常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颇有散文大师鲁迅的遗风。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克木的散文中经常见到。
在形式上，金克木的散文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对话体”的运用。对话是“后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对话指的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在金克木的散文里，不仅“对话”较多，而且在对话形式的设置上多有别出心裁。通常的对话体一般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金克木则以超人的想象力进行着新的尝试，如《与诗对话：（咏怀）》出现的人与诗的对话。与其他学者型的散文家相比，金克木思想解放，“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敢恨，敢爱，敢于批判，无论是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都呈现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深厚素养，体现的是一种“自治”的人生哲学和“自在”的人格哲学，是老生代散文作家乃至整个20世纪末散文家中的佼佼者。金克木散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散文家应该追求一种自然的境界，越是远离有意识的“修饰”，文章就越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张中行是老生代散文家中典型的“老夫子”。被人称作“超然的观察家”、“宁静的学者”。人生的沉浮与生活的磨难，没有直接在他笔下留下太多的痕迹，而更多的是赋予他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他的散文除冷峻之外，还表现出一种古雅的气质。这种掩饰不住的“雅韵”，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深厚学养的具体体现。“每自著文”，必涉及古典文献或者是古代传说。他在文章里当然也要说“今”，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古训，无时无刻不想到以古鉴今。“儒”敦促他兼济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为他淬火，使他少了些许锋芒，雪藏了杀机，捐弃了蝇头之利，避免了随波逐流，于出世的冷眼旁观和无欲的刚强中更坚韧了“儒”的人生信念。以往人们在品评中国文人时常用“理想为儒”、“实用为道”来概括，而在张中行这里，完全是儒道合一了。
张中行的散文，其总体格调是古风古韵。在行文上更具文言的韵味，简洁而蕴藉，颇有文言的精粹特征。儒学思想不仅仅是作家吟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作品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张中行善于融古典精华于现代生活，熔古今为一炉，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并不“古典”。相反，其开放与激进的程度，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他身上，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他一直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张中行文笔老到，“随心所欲”、“自在逍遥”，其中既有淡淡的思古之幽情，无奈之惆怅，又有客观公允的评骘人事的眼光和无限的话外之音。他的散文里充盈着一种悠闲、自在的闲适气氛，“名士谈心”、“野老散游”式的舒缓节奏、“平和冲淡”的特色与他的老师周作人如出一辙。因此，与其说是一种“闲话”，倒不如说是一种“闲适”的格调。张中行的散文“闲适”的第二个资本，就是他的哲学方面的储备。在青年时期，他曾经下大力气在哲学方面做过深入的探索。他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哲理的深度。他谈禅论佛，评儒议道，皆成性灵文章。富有哲理意味的闲谈，只属于张中行“这一个”。
张中行的文章具有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他的文章虽然缺少张扬蹈厉之辞，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是他所拥有的“古雅”与“凝重”却构成了他的鲜明特点。从他那自然、婉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闲适”的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他对于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世间的一切在他面前都不再重要，因而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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