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边城》的文化意蕴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

沈从文的大量作品构成了一个表现人性之“常”的独立自足的艺术系统，《边城》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人性中有不变的因素，但即便是不变的因素也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充满血与火的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有意回避从政治、经济角度去表现尖锐的社会斗争，既不可避免地与时代文艺主潮严重脱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剖析人的深度。现代都市当然有它的丑恶、肮脏和数不清的罪恶，但是现代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集中地，更有它的魅力、光荣与梦想，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看不到这一点，片面地以对宗法式社会的美化来否定现代生活，乃是对于历史进步的否定。当然，沈从文小说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们对于欲望的淡然态度，对于欲望过分膨胀的现代人，对于贪得无厌地索取掠夺环境的现代病，不啻一剂清凉散。沈从文小说在探索理想的人生形式时灌注了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这触及了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民族性格的基本命题。他企盼通过民族品德的重造，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这些是他作品中最富于积极意义的现代思想。正是这一点使其作品题材偏离时代文艺主潮的同时，又保持了它的现代品格。这正是沈从文小说意蕴的复杂性所在。
《边城》的故事时间是静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剧变外在于边城世界，景物只有季节的变化，人物似乎只有年龄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增长给翠翠带来的那点变化对于翠翠是朦胧的，一切仿佛在梦中。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是在这种单纯寂寞里度过的。历时性社会生活被以共时性方式加以叙述。《边城》的叙述是独特的：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以概述的方式叙述的，如传统国画的散点透视，随物赋形，移步换形。静止的时间与共时性的叙述决定了小说语言的特殊性。一方面，叙述者利用概述的权力架构了一个价值体系（比如乡村与都市的对立对比：“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并且随时对笔下人物予以褒贬（如说天保、傩送“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茶峒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另一方面，适应叙述的需要，常常使用“皆”、“必”、“从”、“从不”等语词，以实现对于叙述频率的调整，营造出悠然淡远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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