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过所”经历了与“传”分工到合一的过程？

传为我国古代通行关津的符信、凭证。《周礼·司关》和《韩非子·说林》均有用传的记载，由此可知，我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用传，其书写载体有木、帛两种。过所，于西汉武帝时开始使用。过所中须写明持文书者之姓名、住址，为何事去何地，途经哪些关卡，甚至包括有无犯罪前科等项。平民请领过所，须由乡啬代请，由县丞批发。汉代传与过所的分工是：传，相当于通行证或身份证，以备盘查；过所，相当于路证，可凭证投宿于官驿馆舍。对于因公外出的官吏来说，仅持过所，而无传，则过关津时询查周折；仅有传，无过所，则食宿无依。因此，传与过所，多相辅为用。东汉、三国均二者并行。由于传与过所性质相近、作用互补，后世逐渐融合。到晋代，就只用过所一种。后人忽略了二者由分到合的演变，往往将传与过所视为一物。准确的说法应是，晋以后的过所，相当于西汉武帝以前的传，汉武帝到三国期间的传与过所之总和。作为单独行世的公文，过所由晋开始，历南北朝、隋唐，到五代后梁废止。过所虽然是用途固定的一种公文，但就文种学角度考察，其演化，尚未成熟为规范文种。例如《高昌县为申麴嘉琰请过所由上西州都督府状》一文所附《石染典请往伊州市易过所》，就是由请领过所者的牒文、批发者的批语，合成为一篇过所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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