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学术界对《在酒楼上》的潜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的分析。

在九十年代以前，人们一直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来评价《在酒楼上》这部作品的。认为吕纬甫是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小说中叙事者“我”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我”对吕纬甫在五四落潮期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颓废状态采取的是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吕纬也在见证着自己当年革命热情的同路人―――叙事者“我”的面前表现出一种自省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在小说中坚持的是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正是这样一种视点和立场，传统文学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酒楼上》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性，以及社会势力的强大，从而总结了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历史教训。
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在重写文学史的新的视域下，借鉴英美“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细读的方法，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吕纬甫所讲述的两个故事中。在小说中，大量的篇幅是吕纬甫所讲述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他千里迢迢回故乡为三岁上死掉的小弟弟迁坟的故事；一个是他为当年邻居的女孩子顺姑送剪绒花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吕纬甫讲得非常详细，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篇幅。为什么鲁迅要花大力气不厌其烦地讲这两个故事呢？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唐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一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的目光，只是关注吕纬甫讲述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的情绪。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认为，吕纬甫所做的两件事可能就是鲁迅真正激赏的带有鲜明鲁迅特征的事情，从中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光芒。如掘坟的事情，在鲁迅看来，“坟”是过去生命的象征，坟里沉埋的是生命的记忆，而掘坟的行为则象征着对已逝生命的追寻。正因如此，吕纬甫称他宣布掘坟的命令是“一个在我的生命中最为伟大的命令”。而挖到最后，坟中踪影全无，空空如也，这一细节正反映了鲁迅的“虚空”的心理体验。因此，吕纬甫身上是有鲁迅的影子的，吕纬甫的声音可能比小说中叙事者“我”的声音更能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是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和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对话关系。小说更深层次的语义就是由这种对话关系所昭示的。“我”与吕纬甫的潜在对话，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我”与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的声音。这种辩难性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把握和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在文本层面上的印证。鲁迅小说的这种对话性特征决定了鲁迅小说世界的开放性和多重阐释性，很难以单一的标准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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