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曹禺作品的悲剧美学。

曹禺以悲剧艺术的杰出成就对我国悲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是悲剧主题。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人们的思想处于封建思想的禁锢之中，争取生存解放的战斗心理成为社会的普遍的心理。因此，当时的中国虽然不可能广泛产生西方世界由于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等因素引起的异化、孤独、绝望的社会心理，但也面临人的真正解放这一重要的课题。曹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开始自己的艺术探求。任何真正的艺术都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曹禺作品的取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悲剧主题。剧作家在《雷雨》、《日出》、《原野》等剧本中大声呼喊：/摧毁这黑暗的社会吧，让人成为人、这是我们在曹禺剧作中听到的主旋律。罪恶社会对人的腐蚀吞噬，黑暗中的人渴望追求光明以及这种要求遭到扼杀——曹禺从这三方面有力地表达了严肃的人的主题。表现人的主题在中国新文学中并非自曹禺始，但曹禺悲剧主题的深刻性在于他把悲剧描写的重点集中在揭示人的深刻的精神痛苦上，他总是致力于表现人物深刻的内心痛苦，总是从解剖灵魂入手以淋漓尽致的笔墨将悲剧人物的内心痛苦一层层突现出来。因此，这些精神痛苦虽然埋藏得很深，不易为人觉察，却能比一般痛苦更能让人哀怜，引人深思。同时，曹禺的悲剧所描写的痛苦是清醒地意识到的痛苦，人物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都想摆脱这痛苦与不幸，却都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路可走，这痛苦属于他们也属于社会，这就使曹禺的悲剧主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深刻性。
其次，是悲剧冲突。从戏剧冲突的内在构成说，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悲剧冲突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认为自觉意志是悲剧冲突的基础。在曹禺剧作中，人物都具有强烈自觉的个性意志，描写由个人自觉意志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冲突：人物在意志酝酿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自我内心冲突；在执行意志时和别人的自觉意志发生的外部冲突；并把性格刻画和意志冲突的展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曹禺的悲剧冲突同样致力于表现尖锐的心理冲突，不是直接描写心理冲突并使之外化，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部情节冲突来显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在《雷雨》中几乎没有单独孤立的内心活动的描写，人物细腻复杂的思想活动都是通过富于表现力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在《日出》中，情节冲突逐渐减弱，内在的紧张性却逐渐加强，到《原野》，作者的笔触直接伸入人物内心，全力描写人物内心的复杂活动，并且借鉴表现主义的手法，把内心活动具象化、感知化。在曹禺剧作中，悲剧冲突的外在表现在不同的剧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戏剧冲突外在的紧张性。《日出》中，表面上没有了《雷雨》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而是平淡与紧张的统一，但在平淡中，埋着紧张的因子，潜伏着性格、意志、感情、利害等种种冲突。每一幕在开场时几乎都是谈心说笑，似乎平淡无奇，但潜流在暗中集合，最后奔突而出，人物性格在紧张的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特点在《原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三，是悲剧人物。曹禺剧作的悲剧人物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包括劳动妇女，如鲁侍萍与四凤，小东西、翠喜与黄省三，以及鸣凤、婉儿等人。另一类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营垒里遭摧残压抑，受毒化控制的人，如蘩漪、陈白露、曾文清、愫方、焦大星等。这两类悲剧人物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灰色人物。曹禺的悲剧是小人物的悲剧，是灰色人物的悲剧。作家笔下的悲剧人物都具有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丰富性格和复杂心理。作家总是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有意识地着力挖掘其性格不完全一致的情感和心智矛盾的侧面，把明显与隐晦、尖锐与缓和、激烈与平静交错糅合，使人物性格立体化。蘩漪性格的复杂性，为历来的评论家所称道。在刻画她的性格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蘩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时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犯罪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蘩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一次次疯狂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妒恨与阴鸷。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桎梏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突现了她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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