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唐代以后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

关中丧失全国政治中心，是生态气候、政治军事防御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的互相影响的结果。
一、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
生态环境与气候是古代都城选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长安之所以长期作为古代都城，正是由于长安及关中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河流众多，森林茂密，气候较为怡人。然而，长安及关中地区历经数千年的开发，人口大量增加，历史上掀起过一次次土地开发的热潮。关中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天府”，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历代建都时，往往大兴土木，各项建筑用材和生活、生产燃料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这些木材都取之于附近的山林，使森林受到巨大的损失。唐政府曾在东西两京附近盛产木材的地区设置了六监，掌管采伐工作，供应建设所需。曾有“八水绕长安”美誉的西安水系，在唐代以后也随着环境的恶化遭到灭顶之灾。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乃至干涸，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这与秦岭森林的破坏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导致了长安的环境优势已不存在，从而影响长安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其地位逐渐下降。在气候方面，唐中期以来，西安及关中地区的气候变化较大。唐贞观元年以后，长安地区的气候以寒冬为主，不时有霜雪害稼的现象。北宋时，关中地区气候继续偏凉，旱灾情况，次数甚多。北宋地区的这一凉干气候所引起的灾害致使饥荒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长安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金代前期关中地区气候略有回升，年平均温度略高于现代，是温干型气候。但后期气候又转寒。这种不稳定的气候波动势必对长安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金代关中地区旱灾较为严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安及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其已经丧失原有的环境优势，这势必会影响到后世建都于此。
二、政治及军事上防御的考虑
关中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北的必经之地，又是西北地区到达中原的门户，能否牢固有效地控制关中，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很明显，建都关中可以加强政府在西北的防御能力，因为只有把政府机关置于前线，以都城守卫边疆，才能加强边境的防御实力，才不会在战争中掉以轻心。
汉代在都城长安的西北的咸阳原上修建陵墓、设置陵县、迁徙关东富豪，唐代也在关中平原的北部，北山脚下依山建陵，究其原因，除了讲求“风水”之外，封锁匈奴、突厥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加强在西北的防御能力是其最重要的原因。明朝皇陵的地址选择在北京西北的昌平地区，距离边墙非常之近，就与汉、唐皇室选择陵墓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意识使得人们不能容忍祖陵受到丝毫侵犯，保护祖陵也不能有任何懈怠，而把都城和祖陵置于前线，显然可以有效地加强边境的防御能力。这就说明，在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治军事实力较强的时期，西北边境多事，各统一王朝为了能够与这些边境政治势力相抗衡，都会建都关中以绾毂西北的门户，就近处理各项征战事务，进行有效的防御和出击。
而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如宋、元、明、清时期，随着我国北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皇太极时将女真族更名为满族）等政治军事势力的崛起，边境政治斗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北方和东北，如果再建都关中则舍近求远，边疆的防御力量会大打折扣。所以政治中心在封建社会后期东移北迁成为必然的趋势。
三、西安地区经济的衰落及漕运的中断
唐长安毁灭与关中京畿地位丧失的更深层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方面。在生产力低下，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中心）一般要与经济重心（富庶地区）相重合。是故以唐末五代为转折，都城开始东移南迁。换言之，即自秦汉以来关中的区位优势，历经千年沧桑，已经改观，而其区位劣势——“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日渐明显，不可逆转。审视唐末朝廷之情形，最窘迫者，莫达于缺乏劲旅和匮乏钱粮二端。降至唐代，江淮流域的经济富庶已呈赶超黄河中下游之势。。
在唐以前，关中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唐代，关中地区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长安城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渭河漕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唐中叶，漕渠一度阻塞，漕粮只得仍由渭水运输，有时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其艰难程度非同一般。而到唐以后，再未发现有关运输船只行驶于渭水、漕渠的记载，仅有小舟摆渡，恐怕是水流细小，难以行船了。
长安城供给线的中断，使得长安无法立即承载过多的人口，换言之，这一状况，使得定都长安的成本大大提高，首先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运河。
四、长安城被毁
这座凝聚着建筑工匠天才智思和无数钱财民力的繁华帝都，却在唐未短暂的20余年间，先后遭受多次的兵火之劫，毁为一片废墟。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丧失掉国都的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集团势力的区域分布和对比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关中地区在封建社会后期丧失了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地位，而环境气候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则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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