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编纂注疏等形式占据很大比例。儒家独尊，儒经注解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所谓“传、故、训、解、证、笺、章句、集解、正义、训诂、校注”等，名目繁多。学者皓首穷经，不敢越雷池一步，探索创新精神凝滞，疑古惑经之作罕见；偶有批判四书五经之萌芽，常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2）忽视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类图书的收集整理。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科学技术类典籍比例很小。儒家“重德轻艺”观念影响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熟读儒家经典、科举入仕是奋斗目标。
（3）印刷术改进缓慢，活字印刷未能普及推广。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但直到清末，活字版非但没能取代雕版，也无相应发展。
（4）公私藏书重藏不重用，束之高阁，禁锢了图书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历代藏书机构很少对外开放，尽管在形式上类似现代的图书馆，但其功能却大相径庭。
（5）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对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影响很大。兵火焚禁为“有形的摧毁”，此外还有“无形的摧毁”，又可分为“无意识”与“有意识”两类。无意识摧毁书籍：历代统治者修书，如贞观年间孔颍达《五经正义》出，其他数十家经学书籍尽废；房玄龄《晋书》出，其他18家晋史皆废。有意识摧毁书籍：王朝换代，控制言论。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成祖朱棣“命儒臣辑四书及性理之书，颁布天下”；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大兴文字狱，焚毁删改书籍无数，成为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