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说电视的培养与主流化是一种社会控制？

培养分析理论最早是格布纳和格罗斯在1976年提出的。它的背景是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视伴随我们一起成长。“培养”是一个来自农业种植的暗喻。它把电视讯息看做一个整体，认为不同的节目类型中都有一些持久不变的内容模式，反复灌输给受众。天长日久，影响受众对现实的感知，甚至塑造其思维方式。研究发现，在某个特定的人群中，看电视越多的人，对现实的感知就越容易与电视中最普遍的和反复出现的讯息保持一致。由于电视对现实做出不忠实地再现，长期培养将导致重度观众与轻度观众的现实感知产生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培养差异。该理论认为，电视最大的效果不是使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而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培养分析并不认为电视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但是却认为它在塑造我们关于现实的共同观念上具有累积的影响。
深入地看，培养理论又是一个关于社会控制的理论，它描述了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社会精英）是如何通过商业体制——“没有宣传家的宣传”实现其整体利益的。在长期的培养中，电视观众不知不觉地将这些对社会精英有利的观念内化，与他们越来越一致。可以看出，培养分析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理论，它具有批判理论的特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培养分析已经转向更一般的“主流化”研究。在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中，格布纳等人提出了电视的主流化概念。主流化研究是培养分析研究的转向。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主流化并不意味着向人口中大多数人靠拢，而是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所设定的意识形态靠拢，它是便于顺利统治而制造的“主流”。研究显示，电视的主流化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群体向他们的中间位置拉近，而是共同向着更保守的方向运动。研究表明，电视中的暴力不但是娱乐，而且导致人们更加恐惧和不信任。这种不安全感会导致威全主义，1991年、1995年对西班牙儿童的调查发现，青少年中的重度观众更容易表现出威权主义的信仰，并支持威权主义的立法建议，比如他们赞成“政府应该做正确的事，即使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说明电视暴力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电视对于边缘群体的表现，最终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统治者。把科学神秘化的倾向将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便于社会控制。
因此，格布纳提出了著名的“电视的3B”来描述主流化的控制过程。他写道，电视模糊了（blurring）由于文化、政治、社会、地区和阶层等产生的差异，使人们的态度混同于（blending）电视的主流，并使主流屈服于（bending）电视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及其服务的体制。
从电视的培养分析和主流化理论可以看出，电视的培养与主流化是一种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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