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白居易重视诗歌的批判现实功能，不主张歌功颂德，而提倡暴露时弊。其报国济民、守仁求善的民本思想，是他诗论的进步之处。而其弊端是将诗歌变成了政教工具，以政治实用立场否定诗的审美价值，认为一些优美的写景抒情之作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其二，由于极端重视诗歌的政教功能，所以在创作原则上倡导“实录”，反对虚构和想象，这一方面坚持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忽视了想象、虚构等表达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其三，在道与文的关系中，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力主有为而作，不尚形式主义和风月之作；但他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不重艺术性。
其四，在诗的语言艺术上，白居易以“新乐府”的方式继承了乐府诗的民间语言传统，力求明白晓畅；但过份求直露、浅显，忽视了含蓄、蕴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