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政治人取向的古典公民文化理论对其法治的影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取向的古典公民文化理论，无疑是和古希腊城邦生活相适应的。他们都把城邦作为公民生活的根本领域和价值得以实现的中心场所，公民热爱、参与公共事务，并献身于城邦成了公民的最高道德，使得公民最终从属于城邦整体，构成了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复合角色。这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就呈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倾向。而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城邦的现实生活也确实展现着一种整体主义精神。在这种城邦法治模式中，突出了法律的权威及其优良性。在这里，法律应该按照全部善德来制定，这就得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由此可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和整体主义情怀下的法治追求，形成了一种城邦共同体式的法治机制，他虽然主张权利和自由，但更多的却是在城邦整体利益的框架中，最终要服从和阪依于共同善业和城邦价值。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古典的法治形态，而不能与近代形态的法治同日而语。然而，它毕竟是一种公民文化的原生涌动，它所孕育和支撑的城邦法治模式也为近代法治提供了历史资源，从而成为近代法治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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