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19日，山西省忻州市一位农民张某在忻州地区环境检测站宿舍工地干活，捡到一个亮晶晶的小东西，便放进了上衣口袋里，几小时后，便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十几天后，他便不明不白地死去。没过几天，在他生病期间照顾他的父亲和弟弟也得了同样的“病”而相继去世，妻子也病得不轻。后来经过医务工作者的调查，才找到了真正的病因，那个亮晶晶的小东西是废弃的钴60，其放射性强度高达10居里，足以“照死人”。经过调查，这个废弃的放射源——钴60是属于忻州地区科委的。1973年，当时的忻县地区行署科技局即现在的忻州地区科委，为了培育良种，就在上海医疗器械厂的帮助下筹建了钴60辐照装置。后来，这几个钴源装置不再使用。1981年，忻州科委迁往新址，原址由地区划归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但是，钴60辐照室和两间附属操作室仍归科委占用。1991年环境监测站急于用地，就打报告请示省环保局。省环保局便安排省放射环境管理站负责放射源的收储工作。1991年5月、6月间，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白某与省放射环境管理站陈某、李某双方口头商定由省放射环境管理站对钴源进行倒装、储藏和运输。决定之后，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找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专家韩某和卜某，请他们到忻州帮助工作。6月20日，陈某、李某、韩某、卜某4人来到忻州，参加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主持召开的“迁源论证会”。环境监测站未通知科委领导，只通知了钴源室的管理人员贺某。会上，当有人问到钴源数量时，贺某回答：“4个。”此外，到会专家也没有收集这些钴源的其他相关资料。6月26日，陈某、李某负责现场检测，韩某、卜某负责倒装技术操作，贺某等人协助倒装。操作中，韩某发现，钴源数量与贺某提供的情况有差别，其中之一颜色发暗，便向贺某问原因，贺某的解释是其中有一个是防止核泄漏的“堵头”。陈某和李某也未对钴源进行监测，遂将钴源倒装封存。钴源被拉走，巨大的危险却留下来。1993年11月初，张某的妻子将忻州地区科委、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山西省放射环境管理站及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单位推上了被告席。张某的妻子诉称，因原告没有管理、保管好钴60，致使张某误捡了钴源，导致人身伤亡，要求赔偿损失。1994年7月，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忻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陈某、李某、韩某、卜某、白某、贺某“在迁源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其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罪。后来，一审判决6被告有罪，但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1996年12月16日，忻州市人民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法庭调查查明：忻州科委作为钴60放射源的拥有者，在1973年进源至停止使用长达18年间，违反了<放射性同位素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既没有办理登记、许可、注销、退役手续及辐射防护评价工作，也没有建卡立簿、监督检查、严格管理；对有关资料缺乏妥善保存。这里的钴60放射源处于“三无”状态：无账目、无档案、底数不清。在法庭上，任何人拿不出证据证明那只肇事源何时丢失。当然也无法证明肇事源是在倒装时被科学家失落。经过再审程序，1997年5月，忻州市人民法院判决贺某等4人有罪，同时宣判卜某和李某无罪。1997年5月9日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收到判决后，双方先后向忻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1998年6月1日，终审判决下达。与一审判决相比，二审只是对被告的赔偿份额做了重新划分：“共计778888.87元（赔偿总额），由忻州地区科委支付50％，共计389444.43元，由山西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支付35％，共计272611.09元由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支付15％，共计116833.32元。”1998年5月，忻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除以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贺某2年有期徒刑外，陈某、李某、韩某、卜某等人被宣告无罪。

什么是放射性污染？我国针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制定了哪些管理规定？

试分析各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