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

（1）《国志演义》巨大的时间跨度、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众多的人物故事体现了民间通俗文学达到了宏大叙事的成熟。
（2）《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前后长达百年的历史，将这百年间中国广袤大地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纳入小说，无论是小说内容容量，故事在时间、空间上的跨度，人物数量的众多，都达到了此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宏伟规模。
（3）《三国志演义》的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成功塑造了众多的小说人物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善于以简练的语言刻画并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小说在写出人物不同性格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人物性格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人物成为个性鲜明，同时也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形象。被毛宗岗誉为 “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的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关羽和“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正是这种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同时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典型形象。诸葛亮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超群出众的智慧。他料事如神，谋划精心，长于用兵，善于治国，真正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如 “隆中对”为以后数十年的时局确定了基础，“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不过智慧虽构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基调，还不是这个人物性格中最深沉的内涵。诸葛亮性格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对蜀汉众将的豁达大度的丞相之风，以及自己毫无私欲，对蜀汉集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使得诸葛亮不仅在智慧上超出了对手，在人格道德上也超出了当时人公认智慧与他不相伯仲的徐庶、庞统，以人品的迥异流俗而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达到了中国古代所说的“贤相”的最高境界。
由《三国志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体现了民间对政治家道德品质、智慧气度、处事行政的全面要求，这样一位“贤相”在数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至今仍不容低估。关羽的形象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他作为武将的雄风，二是“义薄云天”的道德品质。前一个层次，通过“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场面有精彩的描写。但是这些说到底还是为后一个层次服务的，关羽形象中更有光彩、使他在众多本领出众的武将中高出一筹、独领风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义薄云天”。所谓“义薄云天”，简而言之，是忠和义的二者兼备，和谐统一为一体。关羽的忠首先表现在与刘备的关系上。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就是对义气二字最生动形象的表现，正是试图以牺牲自己来体现“忠义”二字的博大精深与悲壮苍凉。明清两朝，对关羽的崇拜在民间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关羽由一位名将一跃而成为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偶像，是与《三国志演义》对他的成功塑造分不开的。
曹操是《三国志演义》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评语说明曹操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而且其性格中包含了为现实生活中简单意义的反面人物所不具备的丰富内涵。曹操的奸诈，在小说里写来活灵活现，曹操为人行事处处露出奸诈的特征，作者完全不需要借助议论或其他方式，就能够使读者对曹操性格有切实的体认。小说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出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对曹操的奸诈就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面对从敌对阵营远道而来的故人，保持警觉完全必要，粮草事关军中机密，亦自不能轻易透露真情。但曹操对待许攸的态度，不是保守军机秘密，而是一副“兵不厌诈”的做派——既想从故友那里得到消息和帮助，又绝不希望故友了解真情，于是，初始见面时的夸张的热情，继而的虚与委蛇、充满了做作的亲密状和机密状，直到最后谎言被揭穿时的加倍诚挚之态——这里的“诚挚”自是奸诈的另一种方式，充分表现了他的奸雄本色。曹操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将奸与雄这两个在道德的层面来说似乎是对立的性格因素，极为和谐而又自然地集于一身，他既是一个少有的大奸臣，身上的确又有难得的豪侠英武之气）。小说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有一个写曹操杀友人吕伯奢的情节，历来都认为这是表现曹操奸诈狠毒的有代表性的段落，其中曹操所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被认为集中地反映曹操的性格。在此故事之前，作者还写了曹操的另一件事，即谋刺董卓。表现了曹操性格中的“雄”的一面，敢于冒生命危险去刺杀董卓，也是非英雄豪迈之士不能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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