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贤良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他想以政治的手段，借着国家的力量，推行其教育主张：第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第二，兴太学以养士；第三，重视选举，任贤使能。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尤其折中调和了孟荀的善性、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基于此，董仲舒几乎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之于礼乐教化，政治上的首要事情就是“德教”，王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化。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在董仲舒看来无非“三纲五常”。董仲舒把信与仁义礼智加在一起成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他从五伦中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伦常，称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此，三纲五常遂成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公式。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董仲舒提出了四点：一是“正我”，二是“正其谊不谋其利”，三是“必仁且智”。董仲舒从他的教学目的出发，主张以“六经”为教材。
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独尊的地位，无疑对各种非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阻碍了文化教育的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