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

赵树理是一个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浸淫和“五四”新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一直希望能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想，即以文学的通俗方法，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由于他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坚持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老百姓的声音。赵树理“经常以‘问题小说’来界定自己的创作，要到根据地农村和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的一种工具。他能创作出广受农民群众喜爱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而他能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农业生产关系的所变化带来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
自觉的农民立场形成了赵树理小说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赵树理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言人，总是能够相当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基层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农民的心理愿望。他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中的坏分子来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小事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是土改时期的“农民故事”。《三里湾》是把主要笔墨用于描述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恋爱婚姻以及道德观念，批判的主要矛头，只是对准那些对农民危害最大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等。
赵树理把自己的读者明确定位为农民。他在写小说时总是先读给农民听。只有农民听懂了，小说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为了让农民能够听懂，并有兴趣听，在表现手法和小说形式上就有意识地倚重民间文艺，特别是说书艺术的传统；而为了政治上的作用，在表现内容和艺术趣味上又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工作任务，不能迁就大众娱乐口味。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为此，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努力反映老百姓爱看的有政治主题的新人新事，而在艺术上又特别注意适应老百姓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他是继承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评书体”的叙述方法，在漫漫长卷中整体展示芸芸众生般的农民群像，逼真地写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表现出一种极具个性的“细节的现实主义”特点。《三里湾》讲的是三里湾村的农业合作化，可小说的开头却是从村子东南角上两院相连的房子“旗杆院”说起的。从旗杆院的历史沿革，说到今天的用处：办公和扫盲，又从扫盲说到扫盲的教师范灵芝与马有翼，并由此带出模范青年团员王玉梅、玉梅的爹王宝全（外号“万宝全”）等等，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展开了„„这就好像是民间说书艺人在讲农民身边的故事，讲到谁，谁就是故事的中心，作品的主角。情节的单纯形成故事的单线索发展，便于农民理解和接受；细节的琐碎则如身临其境，容易引起农民的同感和共鸣。
与“细节的现实主义”的特点相呼应，赵树理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亦土亦新”的特点，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他常常在朴素的日常口语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一些当时农村中时髦的甚至是政治性的术语，他是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连成一体，混成一片，达到了民间口语与书面语言的高度统一，表现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和谐和朴素自然。在赵树理小说中，特别擅长“对话”的运用。在他的小说中，对话，既是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塑造人物重要方式。在《三里湾》的第八章“治病竞赛”中，通过有翼、灵芝与范登高老婆（灵芝妈）三人之间的一个“漫谈会”，不仅写出了有翼的憨厚、灵芝的伶俐，写出了这两个共青团员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区别，而且还写出了范登高老婆的觉悟与智慧。如：“范登高老婆提起从前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大家的话头又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灵芝说：‘那时候要是早想出办社的法子来，大组就可以不拆散！’范登高老婆说：‘可不行！那时候人都才组织起来，什么制度也没有，人多了尽打哈哈耽误正事，哪能像如今人家社里那样，做起什么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令读者对这位身为“社长夫人”的农村妇女不得不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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