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剧是一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戏剧形式。郭沫若是我国诗剧的首创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剧作品主要有五部，它们是收入《女神》诗集中的《女神三部曲》（即《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和收入诗集《星空》中的《广寒宫》与《孤竹君之二子》。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郭沫若诗剧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夫子自道”的写意手法。
这种手法，是郭沫若诗剧的主要艺术手法。郭沫若往往根据抒情写意的要求采用神话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事件，并不博考史事，言必有据地去构思立意，而是任意改削，大胆虚构，铺叙展衍，挥洒成文，用以表达一种意念，抒发一种情感，寄托一种愿望，暗示一种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借古人的骨骸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所以，他的诗剧，往往重主观，轻客观；重情境，轻物境；重神似，轻形似；重象征、暗示，轻白描、实写。而且，他的诗剧借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所抒发的感情，所表达的意念，往往是他自己的“实感”，是“夫子自道”。比如，他自己明确说是“夫子自道”的《湘累》重展示的情感与思想，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实感”是十分契合的，其中屈原激情满怀吟唱的话：“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于宇宙。”这种化自我与自然于一体，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炉的思想，正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我即神”的泛神论观点。当然，郭沫若在“夫子自道”时，他还是尽可能避免那种纯属向壁虚构，纯属以古人代自己的倾向，力求做到多少有点古书上的依据，多少能表现古人所有或余存的情怀。第二、以情绪发展为主的结构方式。
郭沫若写诗剧象写诗一样，主要是驰骋自己的意念，抒发自己的感情。象《棠棣之花》，“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因此，情绪就成了他诗剧结构的焦点或线索。由此，也使他的诗剧往往“浓化诗意”、“淡化情节”、“重内在旋律”（情绪的发展）、“轻外在旋律”（情节结构）。《棠棣之花》与《湘累》只有一个抒情场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要着力于人物情绪的宣泄。《女神之再生》只注重表现人物思想情绪的抑扬顿挫的“内在旋律”，而对女神们与其中另两个主要人物颛顼、共工的矛盾，诗人并没有展开具体的描写，颛顼、共工两人为“争帝”而进行的打斗场面，主要是为女神的思想情绪的发展作积蓄因素，以引出女神最后造出个新鲜太阳的思想情绪。
第三、详写共性情感，略写个性特征。
郭沫若在诗剧中，往往详写人物带共同性、普遍性的情感，而略写甚至不写人物的个性特征。郭沫若的诗剧里的众多人物，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多数是类型化的，而非活生生的“这一个”，这些人物所抒发的感情也往往是某一类型人物的总括性的基本倾向性的情感，这些感情很浓烈，但并不独特。诗剧中也写人物的行动，但比较简单，而很少有能表现个性特征的具体细节的逼真描写。如屈原、聂嫈、伯夷、叔齐、娥皇、女英等，他们都是某种情绪的形象化，而不具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屈原的身在江湖而心恋故国的沉郁情感，聂嫈的“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献身精神，伯夷、叔齐洁身自好独善其行的高洁情操等，都带有明显的类别性，而个性却不鲜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主要与诗剧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功能有密切关系。因为，诗剧的主要功能就是抒情写意，郭沫若正是看中了诗剧的这种功能，而他自己也以自己的慧心充分发挥了诗剧的这种功能。所以，形成这一特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要说明的是，以上几方面是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如果说“夫子自道”的写意特色是郭沫若诗剧的主要特色的话，那么，“以情绪发展为主的结构方式”和“详写共性情感，略写个性特征”的特色则正是由“夫子自道”的写意特色决定的。正因为郭沫若的诗剧是以写意抒情为主的，所以，郭沫若在诗剧中就有“浓化情绪”、“淡化情节”，以情绪发展为诗剧的主要结构方式。也正因为诗剧“淡化了情节”，也就决定了郭沫若不可能详写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刻画人物的个性，又因为“浓化了情绪”，所以也就在突出抒情的时候，使人物所抒发的情感，有更多的共性特征，而缺少个性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