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生平中主要有哪几件与他的《史记》的写作有密切关系？

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是这次被摧残的记忆，时常使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可以更简略）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