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这样的乡村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危害性，在鲁迅笔下只是一种潜藏的威胁，却被他不幸而言中。“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在勃兴的现代西方文化和衰败的中国现实社会这一反差极大的历史背景的映照下，鲁迅较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认清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征，更清醒、更理智、更彻底地进行了内部的自我反省，进而对封建文化的弊端作了深刻而又强烈的揭露与批判。
《阿Q正传》是鲁迅所写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篇著名小说。他通过阿Q这一形象，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尚处于沉默之中的国民的灵魂，鞭挞了当时许多国人的奴性心理，并揭示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历史教训。阿Q性格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了强烈地对比。阿Q的性格内涵是复杂的，他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直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鲁迅在挖掘阿Q身上的“病态”的同时，也发现了压在阿Q身上，并且扭曲了阿Q性格的种种物质和精神的沉重压力。从时代环境来看，鲁迅是通过阿Q在未庄的生活，深刻地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农村阶级关系的尖锐矛盾。小说鲜明而生动地展示了阿Q精神所产生的那深远而又广阔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鲁迅不仅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精神文明的历史传统，而且对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投射了批判的锋芒。
鲁迅这里具体讽刺的是一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但用来解释“流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也不无道理，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这类“国民”的敏感，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真正让流氓出现在了文艺书中。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造反”的心态可以说是流氓无产阶级被卷入革命运动时心理的写照。阿Q“造反”的动机是“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他对“革命”的认识就是“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他的“革命”措施就是公报私仇。这样的“革命”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人类解放斗争怎么可能找到共同语言呢？
阿Q是流氓无产阶级中对社会危害度稍轻一些的无业游民，而流氓无产阶级的其他分子，比如恶棍、无赖、流氓、惯匪、敲诈勒索者、骗子手，他们是一批彻底没有人性、道义和基本的做人准则可言的社会渣滓，他们的理想完全是以一种剥削社会代替另一种剥削社会，劳动人民除了付出血的代价，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论证了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本质分析。即使是当代社会，流氓无产者也是滋生社会犯罪的根源。邪教中的骨干，往往是流动着的农民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业游民，是文盲加法盲，流氓地痞等破坏性很大的一批乌合之众。”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