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王父子书法优劣之争是指两个方面，其一是王献之立志要在书法艺术上超过他的父亲王羲之；其二是后世对父子二人书法艺术孰优孰劣的不同评价。文献上记载着一些王献之敢超王羲之的故事。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从小聪明好学，勤奋地向父亲学习书法。在他七八岁时，有一次王羲之悄悄地从背后猛抽他正在写字的笔，但笔却没有被抽掉，王羲之被他专注的学习精神感动了，感慨地说：此儿今后一定有大造化！还有一次，王献之在墙上写方丈的大字，围观者如堵，王羲之后来见了，也称赞这字写得不错。
但是，王献之并不满足于父亲的传授，他却想超过当时已是首屈一指的大书家的父亲。孙过庭《书谱》上记载：王羲之将赴京都，临行时在墙上写了一幅字。事后，王献之悄悄地把这幅字擦掉，然后换上自己写的字，私下还以为不错哩。那知王羲之从京都回来，见了这幅字叹息道：“我走时真的吃醉了！”那时王献之仅是十几岁的小青年，就敢和父亲比高低，王羲之居然还没认出是自己儿子假冒自己的字，说明了王献之的书法水平当时已接近“乱真”的地步。
“乱真”的字无论如何也超不过父亲的，因此，王献之决心创出一种新书体。张怀瓘《书断》中记载：王献之在十五六岁时，常对王羲之说：古时书法质拙，现在崇尚妍丽的书风，可以在行草书之间进行变革，大人宜改体。但是王羲之不久就去世了，王献之只好独自进行新书体的艰苦创造。终于，他在得法于父亲的基础上，兼学张芝，追溯渊源，改变制度，创出一种新风格的书法，这种书法结体宽绰，行笔流畅，姿态活泼婀娜，时有“破体”之称。
新书体的产生，当时受到不少人的非议。有次王羲之的好友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和父亲相比如何？王献之答道：我的字要好些。当谢安当即表示出大不以为然时，王献之仍十分自信地说：一般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不久，王献之的新书体就被社会承认了。陶宏景在《论书启》中称：世上都崇尚王献之，而不知还有钟繇、王羲之。他的书法的影响，一时超过了他的父亲。在梁、陈以后，王羲之逐渐又被重视起来，梁武帝谓：“子敬之不追逸少，犹逸少之不追元常。”及至初唐，李世民独好王羲之书法，并亲作《王羲之传论》，称赞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并贬王献之书法是：“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从而奠定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到了宋朝，米芾甚爱献之书，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明王肯堂附和说：“王大令书，米老以为远胜乃父，当为定论。”书法史上关于羲、献父子书法优劣之争，有如文学史上的李白、杜甫诗歌优劣之争一样。论者很多，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大都是凭着自己偏好而立论。其实羲、献父子二人都是新书风的创立者，两人用笔不同，追求的艺术境界各异，俱臻妙境。在评价书艺时，应注重分析他们表现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影响和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而不应纠缠在孰优孰劣的争论上。固然，前代有羲献优劣之争，但不管其争论如何，大家都承认羲、献二人在书法艺术上的卓绝贡献，和在书法艺术史上显赫的地位。后世并称父子为“二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