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与接受者的关系。

作者在作为叙述者讲述故事时，心目中必然要有一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例如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前言就设定了接受者：“有关可怜的维特的事迹，凡是我能够找到的，我已经尽力搜集，并把它们呈现在你们面前，我知道你们会因此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品格，你们不可能抑制自己的钦佩和爱慕，对于他的遭遇，你们不可能吝惜自己的眼泪。至于你，善良的灵魂啊，你正在感受像他那样的苦恼，从他的悲痛中汲取安慰吧。如果由于命运或者你自己的过错，无法找到一个更亲密的知己，那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叙述者在这里对接受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应发是钦佩和爱慕维特品格的，为他的遭遇而伤感的“善良的灵魂”；说到底，应当是一个具有“狂飙突进”式热情、敏感乃至脆弱、孤芳自赏的人。当然，绝大多数普希金的读者并无驿站经验，歌德的读者更远远不限于18世纪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但任何一位读者要想真正领会叙述者发出的信息，就不能不尽可能地向那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的身份与心理接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叙述者期待着叙述接受者能够感受到维特的苦恼，能够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这意味着叙述是个双向的活动：一方面叙述者在讲述，另一方面在接收故事的信息时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离开了叙述接受者的特定条件，这种双向活动就不会发生，作者所期待的阅读活动也就落空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由作者所设定的叙述接受者只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接受者即隐含的接受者。实际阅读作品的读者很难符合这种理想化的要求，尤其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由于语境的差异，就与理想的接受者之间存在更大距离。现实中的读者与理想的接受者靠拢才有可能相对比较正确地理解作品。当然，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几乎不可能真正达到作者所要求的理想接受者的水平，因此面形成了对文本理解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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