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鲁迅的思想是一种“人学”，更具体地说，鲁迅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现象。鲁迅曾经说过“精神先上实人类生活之极颠”，近来有学者据此而认为鲁迅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的精神为总的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这是很有道理的。
鲁迅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体察与探讨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
首先是对从“此”（生）到“彼”（死）的“生命的路”的体验与理解，在这里展开的是“生”与“死”的中心命题。对于“死亡”，鲁迅一方面从“人”的群体体验出发，感受着一种“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的生命进化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从“人”的个体体验出发，又感受着生命无可避免的消逝的悲剧性，人的一切挣扎终不免毁灭的绝望。在鲁迅的“死亡”体验里，就这样同时交汇着希望和绝望、理性与非理性的两股激流。而尤其构成鲁迅体验的独特性的，是他“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把“死亡”转化为对于“生”的思考。
其次，当鲁迅进一步从“人我自他”即人与外界的“关系”中去体验、探索人的存在时，他的内心依然交织着两股生命之流：从人的群体体验出发，他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正是从与群体存在的血肉联系中发现与肯定了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且产生了对“他人”的亲切感、关怀与爱，以及交流与沟通的欲望。但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却感到了极度的孤独，他发现一堵“高墙”将自我与外界、他人“各个分离”，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已经简化为“求乞”与“布施”，甚至发现了“吃人”与“被吃”的双重残酷。这两个侧面——群体体验和个体体验，实际上正是根源于他对人的本质的两种把握方式。一方面是从“类”出发，强调社会性，民族性，阶级性，另一个方面是从“个”出发来把握人，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不依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说鲁迅心中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互消长，“爱”与“憎”互相缠绕，既“喜欢寂寞，有憎恶寂寞”，而这一切正是根源于“人性的矛盾”。而“人性的矛盾”便是“真实的人”——鲁迅，所一生关注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