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的文字表达方式体现在文书用语和文体两个方面，深受时代和时尚的直接影响，“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代公文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定的文书程式的同时，比较讲求公文的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勰曾就皇帝的六种诏令的文体进行了论述。
魏晋以降，华伪淫丽的文风日趋盛行，与玄学清谈相得益彰，土大夫您意追求语言文字的华艳，借此作为猎取功名禄位的手段，各国统治者也推波助澜，专意选任那些文行秀敏、擅长辞笔者，撰拟公文。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阮瑀、陈琳都做过曹操的记室参军，军图书檄多出其手。
北魏初，风气纯朴，文书简要，自孝武迁都洛阳，渐染南朝流风，太和以后，愈演愈烈，不得不变。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武下沼“求直言极谏，务今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北周左承苏绰制文案程式，要求斩彫（diao）为朴，变奢从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