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提出的“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

王夫之根据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法祖从王”、“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的保守思潮，论证了法律的可变性，认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法律的兴、废、繁、简，都需要因乎时而为之变通，世“无一成之法”。他举历史为例，来说明凡是拘囿于成法定规而不知循变协时，便会“徒乱天下”。“法贵简、刑贵轻”王夫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法律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他说：“治道之裂，坏于无法。”特别是在“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惩恶劝善，至于法律内容的详略，则取决于形势。他主张“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但总的说来他反对繁法酷刑，主张法简刑轻，强调“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所谓“简”，即以挈大纲、略细法为立法原则，使民易守，官易察。针对专制制度下君主以意为法，法因人而异的积弊，王夫之力主法律必须统一适用，才有权威，而使天下畏服。他说：“申画一之法，除法例之繁，严失入之罪，则冤枉者可以由千百减至什一矣”，否则事同法异，轻重不一，必然会出现“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奸”的现象，虽欲以法治天下，而不可得。所谓“轻”，即反对滥刑、酷刑。他谴责“凡为吏者即置刑具”，不过是借此“以快其怒，张其威，甚至胁民而取其货耳”。这个揭露触及了封建司法的实质。但是王夫之并非完全反对刑讯，他认为法律既然有笞杖的定制，也可以用于惩戒，至于“夹髁拶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诘盗”，不能滥施于民。他也反对用枭首、磔、等死刑手段，说：“枭之、磔之、之”，“于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孙，或有能知仁孝者，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无裨于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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