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文言小说有它自己的发展系统，它起自六朝志怪，盛于唐代传奇，可是从宋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的作品“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它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遣兴之作、时代的落伍者。到了明代，又多卖弄才情、堆砌冷僻的典故和不必要的韵文，衰败之风更为严重，已经谈不上什么成就了。唯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别开生面，在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清代，把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一个高峰。为什么蒲松龄能够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二十余年如一日沉浸在《聊斋志异》创作中呢？又为什么这部写妖花狐魅、畸人异行的作品能不同于其他文言小说而广泛流传于里巷，获得“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的大力支持呢？
这正如作者在《聊斋自志》中所说“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此外，他还写下这样一些诗句：“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感愤》），“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可见，蒲松龄谈狐说鬼，绝非游戏，而是寄托孤愤，寓有深意的。这点，从他的个人遭遇和所处时带来考察，可以看得更清楚。蒲松龄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幼有佚才，学识渊颖”，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可是从此以后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有中举，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以“穷诸生授举子业，颠倒于荒山僻隘之乡”，长期过着乡村寒儒的清苦生活。科场屡屡失利、生活穷途潦倒，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触受苦受难的人民、体察民生疾苦，看到清代社会的极为黑暗、极不合理的现实、特别是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水旱灾害的侵扰，更有切身的体会、他在《纪灾前编》、《纪灾后编》和其他许多诗文中，都反映了人民的沉重苦难，那是一个“垂髻女才易斗米”的社会，出现的是“去岁道旁弃儿，慈者犹或收育之，今则号嘶路侧无顾者。米价方贵。
相传漕粮已经赦者，当时复欲征，人心亦惧”的黑暗现实，这怎么能不使他“顿足欲骂”并“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涕呢？”他以自己的坎坷遭遇、看到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揭露政治弊端和科举黑幕，正是出于这种“愤气”，而这种“愤气”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人民的积愤。他以富有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故事传说，写出抨击世态，抒发不平，暴露清初社会丑陋，富有反封建意义的《聊斋志异》，构成了这部伟大作者的“孤愤之书”。再从作品的表现形式来考察，作者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抒写孤愤，也具有时代特点。一方面，清初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人民寄以热望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又被镇压，清兵入主中原，清兵一切措施仍依明制、令人十分窒闷，于是便在幻想中寻找出路，谈狐说鬼，寄托悲愤，也就特别盛行，这一情形为作者提供了创作来源，使他可以从古代题材中获得创作的躯壳、然后改造创新，输入新的时代血液，写出感情充沛、艺术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孤愤之书”。另一方面，清初思想统治异常严酷，动辄大兴文字狱，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作者满腔悲愤，不能直言，只能采用谈狐说鬼的曲折方式，来寄托孤愤、反映黑暗现实。最后，从作品来考察，不仅借狐鬼寄托“愤气”，而且常常通过“异史氏曰”这一特殊形式，自己直接出面评论，用叙议结合的方法，加强抨击的力量。如《红玉》篇中的“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以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这是多么强烈的要置昏官于死地的正义要求啊！而《田七郎》勒死县令，仍觉“愤未尽雪，死犹伸之”，作者又是多么激愤地写道：“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这种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它是作者愤世嫉俗精神的体现，它充分证明《聊斋志异》谈狐说鬼绝非单纯地搜奇记逸，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或仅供“纪而存之”的，它是蒲松龄满腔“愤气”的结晶，是一部“孤愤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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