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我叫刘跃进》是否回归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其回归的意义是什么？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2003年，刘震云发表了长篇小说《手机》。其创作动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假话时，我们是多么地愉快"。小说写生活中充满了"拧巴"：有时，说话是作秀；有时，说话是撒谎和欺骗；有时，有话无处说；有时，又需要说大量废话；有时，"有话就不能好好说"；有时，是亲人却无话可说；有时，情人之间的脏话„„还能使人脱胎换骨和使心灵得到净化。它就是一瓶消毒剂"；„„手机本来是方便人们联络、交往的工具，可到了心怀鬼胎的人手里，却常常成了惹是生非的"祸根"，成了触发家庭矛盾层出不穷的"隐患"。这样，作家就通过两个文化人--严守一和费墨常常因为手机而暴露"外遇"、里外不是人的生存之累，暴露了生活充满假话、废话的真相。小说写严守一终于不能不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个卑鄙的人"，也写出了他的良心未泯，从而使批判的嘲讽转向了发人深省：一个良心未泯的人为什么要说那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和废话？小说风格诙谐，语言生动，富有当代生活气息。
将《手机》放到当代文学史的格局中看，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小说看做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如果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是反思过去年代知识分子窝囊生存状态的力作，那么，《手机》就成为当代传媒时代知识分子虚伪生存状态的生动缩影。
2007年，刘震云发表了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这一次，作家琢磨的问题是："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虽然没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智商越是聪明，逻辑越是混乱。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难缠不是说他不善良，而是说起话来，跟他说不清楚。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照这样的逻辑办事，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呢。当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我们每天遇到十件事，怎么会没有八件事是拧巴着呢？我写刘跃进，不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感兴趣。"由此可见，从《手机》暴露"说话"的问题到《我叫刘跃进》进一步发现"思维"的问题，其中贯穿了作家对生活、对社会深处的根本问题的独特思考。民工刘跃进偶然捡到了一个钱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变：那里面有几个贪官和不法商人的劣迹记录，由此引出了一连串的恐慌、追查、欺骗、敲诈和自杀，作家也由此写出了社会上谎言、骗局、谜案层出不穷的现实，暴露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们骄奢淫逸后面的惶惑与恐惧。围绕这个"羊吃狼的幽默故事"，作家还揭示了人们"日子越过越拧巴"的迷惘、"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的恐慌、"世上最近的人，往往可能是最恶毒的人；你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定时炸弹"的惊悚，暴露了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四伏。
《手机》和《我叫刘跃进》都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刘震云也成为近年频频"触电"的著名作家。他的冷幽默常常为人称道。但他以冷嘲的风格触及当代都市生活的阴暗面，也启发读者思考当今的日常生活，思考种种生活乱象深
处的人性因素的立意。《手机》和《我叫刘跃进》的风格已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一地鸡毛"叙事风格，而明显回归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刘震云与那些在世纪之交再度举起了"关注底层"的批判现实主义旗帜的鬼子、毕宇飞、陈应松、方方、曹征路、罗伟章等作家是步调一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是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充满了惩恶扬善的使命感，也因此而不同于"零度情感"的新写实小说。因此，批判现实主义的再度回归也就具有超越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意义。
刘震云从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到新时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转换告诉我们：在新写实小说与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优秀的作家常常是应该、也可以超越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的。同时，刘震云在回归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时把自己对当代生活的新发现、新思考融入作品中，生动表现出了生活的"当代感"，也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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