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分析文学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与生活对象之间的关系。

文学创造活动中创作主体有着相应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表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首先，受动性是指作家要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作家不可能任意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作家的生活、经验、情感、见解、心理结构和审美智能结构，归根到底都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不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鲁迅选择阿Q这样的人物，与当时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心灵普遍麻木的社会生活情景密切相关。再如文化大革命后“伤痕文学”的出现，也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时代背景有关。由此可见，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他选择何种生活为创造的具体客体，都必然受到社会生活这个“一般客体”的规定的制约，创作主体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包括虚构、想象、情感投射，观念移注等，都不可能离开具体客体进行纯粹任意的胡编乱造和情感发泄。因此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材料，以供在创作中能够惟妙惟肖、真实生动。假如高尔基青少年时期没有在伏尔加河流浪，没有在船上当过厨子，没有在码头当过搬运工，没有当过面包师，是不可能写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作品的。不仅创作类似《童年》等这样叙事性的作品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创作以抒发情感为主的作品同样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因为情感、思想只能来自生活积累，没有亲身体验，就很难作出准确真实的评价，也就很难引起读者共鸣。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寥寥几句却引千古感慨，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抱负是分不开的。
其次，能动性是指作家的创作以及审美智能结构和心理结构虽然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是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作家的能动选择接受的。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可以主动地去选择、接受生活对象，任何生活对象，也只有在进入作家主体意识后才有文学意义，例如中国古代诗人同是写月亮，就有成百上千的意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等。综上所述，在文学创造活动中，作家既要受到一定生活对象的限制，又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情感体验和感性直观在作品中创造出全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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