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文气”说的要义有三。
一是曹丕所言之“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完全不同于孟子所倡言的“吾养吾浩然之气”。
二是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有文气的或清或浊之别，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所谈到“逸气”与“齐气”。曹丕的文气二分法，实际上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
三是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因而无法以人力来改变，亦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授受。曹丕的这一观点，强调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出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曹丕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作家才性论”。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实际上就是以气论作家之才性，这里的“性”，特指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气质、性格，与正统儒家的德性、品性全无关系；这里的“才”，既不是泛指一般的智慧或才能，也是不是曹操所渴求的治国用兵之才，而专指文章之才，辞赋之才，亦即文学创作之才。才与性，共同塑造出主体作为“文人”的人格形象。才，有先天与后天之分，自然与人为之别。曹丕所标举所推崇的才，主要是指出于人之自然禀赋的先天之才。清浊之气既禀于自然，那么所作文章的美恶也主要取决于天才，所以曹丕要说“不可力强而至”。魏晋人崇尚自然，凡识鉴人物之美，往往归之于自然禀赋。曹丕论作家才性不是强调先天禀赋而忽略后天因素。读曹丕《典论.自叙》可知，曹丕并不否认作家创作要受他人影响。曹丕自叙：“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而思专，长则善志；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记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可见在勤学、博览、好思等方面，曹丕从小就接受了父亲及家庭的影响。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论文气与才性，“才、气”与“学、习”并举，“才有天资”与“学慎始习”并重。这种“惟务折衷”的辩证观点已在曹丕这里开其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