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由于有着丰富而精湛的文艺实践，又有儒、释、道兼容的文化哲学，更具有文学艺术的自由创造精神，所以，他的文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家
（1）追求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苏轼一生致力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通才，他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之中。这一精神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包括其父弟在内的“蜀学”的影响，使他能够自由地穿行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诸多学派之中，不为任何一种文化思想所束缚，而能融儒、道、释为一体，用之于人生实践，诗化为文学艺术作品，熔铸成一家之文论。苏轼一生的科举仕途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支柱，晚年看似有归依佛学之向，实则仍不离孔学。苏轼“达”时济苍生，“穷”时不忘济百姓，穷、达之时都能“善其身”，故能获得儒家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苏轼并不独尊儒学，而是兼综三教。苏轼少年时就开始读庄子，深受其感染，苏轼一生以庄子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艺术精神指导自己的文学实践，获得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规律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自贬黄州之后，苏轼常与僧道交游，并潜心佛学研究，用佛性解脱心理冲突，化解心灵矛盾，获取精神上的自由，获得佛家所追求的人与自我心性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苏轼《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轼正是融三教于一体的大海，他自由地吸纳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创造，实践于文学和文论，就产生了具有自由艺术精神的文学作品和文论思想。
（2）创作主体的“空静”及对“常理”的把握。苏轼的空静观是融合佛、道谈文艺创作主体的精神修养，是指创作主体要以虚空、宁静的心胸观照事物，把握事物的常理。老庄之道强调心斋、坐忘，用空静之心以应万象的无穷变化之动，把握动静的变化规律和万物的无穷奥理，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由境界。佛学也讲究以空静的方式体悟真如佛性。苏轼强调空静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求物之妙”，因此他又主张“其神与万物交”、“身与竹化”，即神与物游。
（3）“有为而作”与自由“达意”的创作论。在文学创作方面，苏轼既强调“有为而作”，又主张自由“达意”。他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文章反映现实的功能，既循欧阳修反对时文于“枝词”上用力的形式主义文风，又反对道学家空谈道义的“游谈”。但苏轼的自由创造精神决定了他并不为此类尚实用的思想所束缚，其所谓有为而作之“为”，也不尽指“言必中当时之过”和“有补于国”的实用目的。从他自身的创作实践来看，有为而作之“为”更多地是指为“文统”目的而写作，即为自由“达意”而写作。
（4）崇尚自然天成之美，追求风格的自由变化。苏轼认为，艺术家在了然于心与口与手的自由创造中，必然达到自然天成、传神入化的境地。苏轼也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对苏李、曹刘、陶谢、李杜、韦柳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都予以充分肯定，表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
（5）诗画一律与传神入化的诗境特征论。
“传神”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审美范式，一切艺术都以传神为最高境界，文学自不例外。
传神论始于庄子，顾恺之论画首倡“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往后便不断为人论及。苏轼反复强调诗画要追求传神入化之美，自有独到之见。首先，要想达到作品传神的化境，作者必须能与物同化，做到“物化传神”。其次，苏轼还从司空图的“离形得似”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二论中，融合生发出“象外传神”的创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说明“物化”并非只观照此物此景而不旁及他物他景；相反，越是能体物之妙，就越是能超以象外而求之。其三，苏轼融合司空图的韵味说，主张诗境的“韵味传神”。《书黄子思诗集后》对司空图的“美在咸酸之外”极为赏赞，并认为黄子思之诗亦有此味，“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又《送参寥师》说“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之至味即在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就是能于象外、景外、韵外、味外传达出不尽神韵，给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的美感。 总之，传神入化的艺术至境的生成，是文艺家自由的生命精神与自由的艺术精神相融合的产物。苏轼崇尚传神论也正是这些精神的体现，并因此丰富了传神论的理论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