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论上，刘勰以儒为主。《序志篇》自言“擘肌分理，惟务折衷”，这是将孔儒“中庸”的人格法式创造性地转换为文学理论的思想方法。《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刘勰取其意而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从而将前人视为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关的文论命题、范畴和概念，通过剖析辩证，找到它们之间互相关联着的某种共同性，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刻的关于统一的看法。从方法论的特定意义上讲，《文心雕龙》之所以能苞罗群籍、弥纶群言而最终成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之总结，正是刘勰“惟务折衷”的结果。
2）、道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文心雕龙》以道家的自然之道作文学的本体之论。“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这是天道之文；“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这是地道之文。不惟天地有文，而且动植皆文。日月、山川、草木、林泉、龙凤、虎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五彩缤纷，千姿百态，以它们的“形”与“象”，以它们的“妙”与“奇”，以它们的变化无穷也是魅力无穷的“文”，无言地言说着自然之道。而这种言说过程乃至言说实质本身，就是自然，就是道。天地之间是人，人乃“性灵所钟”，乃“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原道篇》）。遵循着天地自然的规律，人也有着自己的“文”（人之文，亦即“人文”）。人文的创造者“心生而言立，言立以文明”（同上），同样在言说着自然之道，而这种言说过程乃至言说实质本身，同样是自然，同样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