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一些运用赏罚的原则。
（1）“信赏必罚”
法家主张，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认为这样做，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
商鞅认为，只有“厚赏”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今。
（3）“赏功刑罪”、“赏勇罚怯”、“赏富刑贫”
商鞅指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他所讲的功、罪，是专指对待农战而言。他要求用厚赏鼓励人民积极从事农战，用重罚去惩治不努力从事农战的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赏勇罚怯”、“赏富刑贫”。“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罚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4）“赏誉同轨，非（诽）诛俱行”
这是指社会舆论要与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把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统一到法令上来，实行“壹赏”，“壹刑”，“壹教”。人们的认识应与法令相一致，“赏不当则民疑”，“有重罚者必有恶名”，这就叫做“赏誉同轨，非（诽）诛俱行”。
（5）少赏多罚，轻罪重罚
商鞅认为，重刑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他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禁奸止过也。
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这段文字集中反映了商鞅的重刑思想。他认为，重刑和实行连坐法，人民就不敢以身试法，自然也就用不着刑罚了。刑罚的作用在于禁奸、止过，要禁奸、止过，没有比用重刑再好的方法了。
韩非也坚持这种重刑论，认为刑轻人民容易犯法，不处罚等于鼓励他们犯罪；处罚了则等于为民众设下陷阱，所以说轻刑伤民。唯有重刑才能止奸，才能治理好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