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过程及其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50年代，两国同盟友好，亲如兄弟。60—70年代，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乃至严重对抗。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苏两中加紧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人同时，也逐渐高速了对外政策。从根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两都把实现相互关系的正常化明确地提上了日程。二、中苏关系正常化大致经过以下阶段：（一）中苏关系初步改善。自从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逐渐推动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1979年4月3日，中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决定，同盟条约期满后（即80年）不再延长。同日，中国外长黄华照会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正式通知这一决定。中国政府还向苏联政府建议，双方就两国关系进行范围广泛的谈判，解决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双方于1979年9月举行了第一轮副外长级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距太远，谈判毫无结果，于同年12月结束。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不支持“两个中国”，并表示苏联准备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与中国举行谈判等。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攻击了中国的现行政策。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积极而又审慎的反应，表示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中国认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要切实消除“三大障碍”，即“近20年来，苏联一起在中苏过境和中蒙过境派驻重兵。它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进行扩张。不断对我国过境进行挑衅。它还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这些都造成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严惩威胁。从1982年10月5日—21日的中苏特使第一轮磋商始到1986年4月共举行了8轮会谈。在会谈中，中国代表屡次要求苏联消除“三大障碍”，但是苏联都以“谈判不得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采取拒绝讨论的态度。因此，8轮谈判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在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去世之际，中国政府利用三次葬礼时机，派出高级代表团，与苏联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力地推动了中苏关系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迅速发展。（二）“三大障碍”的排除。戈尔巴乔夫85年3月上台执政后，虽然多次表示中苏关系将有重大改善，但是在最初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苏军备控制谈判以及美苏关系的改善之中。对于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的消除，苏联的步子迈得很小，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同意讨论“三大障碍”问题，苏联的态度终于有了一定的转变。1987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恢复过境谈判，双方商定讨论过境全线走向，并先从东端开始。1988年，苏联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以此为契机，中苏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也迅速发展。到1988年底、89年初，两国外长进行了成功的互访，就柬埔寨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1989年2月5日发表了联合声明，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三）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三大障碍”的消除，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创造了条件。1989年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文访华，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之间的一切争端，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就苏联从蒙古撤军、边界、柬埔寨等问题达成协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三、意义。中苏关系正常化既消除了60—70年代以来的对抗局面，又避免了50年代的政治军事同盟。中苏关系的改善，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它是一种新型的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真正体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