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作者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马士英、阮大铖等“魏阉之余孽”，同时也将他们安排为李侯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
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帮祸国殃民的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1）他们迎福王为弘光帝，并非为了中兴复国，而是出于自己之秘利，唆使福王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他们自己则趁机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2）清兵南下之际，国势危急之时，他们或跑或降，一副无耻嘴脸。
（3）通过他们与侯李关系的始末，具体揭露了他们“殃民”的劣迹。在侯、李爱情悲欢离合的发展过程中，阮大铖是阻挠破坏和悲剧制造者的角色。这样，剧中就把南明王朝覆亡和侯、李爱情悲剧的责任，都归结到马、阮等权奸身上。但作品并不以指斥权奸祸国殃民力最终目的，没有落入大团圆的俗套，而是以侯、李二人大彻大悟的出家作为他们劫后重逢之后最终的人生归宿，即用苦涩和失落取代了浅薄的认识和廉价的慰籍，使剧作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和人生哲理感，其立意远远超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
《桃花扇》一剧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从现实来看。《桃花扇》的思想指归表现了清初文人在阅尽社会统治的沧桑巨变后对社会政治失去信心而产生的逃避心理状态；从文化传统上看，它又是长期以来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后，人们难以承受，因而恐慌失落的心态的反映，从而揭示出清代文学感伤思潮内趋动力的一个重要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