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评价儒家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儒家文化精神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常常把“人”摆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人”的价值与地位作高度的肯定。人的问题是儒学考虑的中心议题。儒学的这种“人本主义”倾向，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为典型的伦理道德型文化的主要因素。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以人为本”，并非西方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作为血缘宗法关系色彩浓郁的集体（家国）主义的“人本主义”，它迥异于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依据“天人合一”，儒家把人的伦理、道德、心性和行为活动归依为“天理”的体现和“天道”的流行，用“人事”去附会“天命”。但这仅仅是一面，甚至是表面。另一方面，儒家实际是将伦常道德和人生价值观念灌注于“天道”，并将其人格化，使其成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和外在体现，“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但却实在成了儒家实现其理想的伦理社会和道德人生的手段。儒家的“以人为本”，首先是把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把人放入这一关系中来考察。每一个人既处于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网络中，又同时处于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网络中，必须依一定规范，扮演一定社会角色，履行一定社会义务责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以维系社会井然有序、良性互动、稳定运转。家、国、天下，是第一位、甚至是神圣的，那么人生价值就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要求每个人大公无私、存理灭欲，强化群体意识和责任感。而途径，除了严格遵从社会礼法规范的限定，更主要的是培育和高扬人的主体性、自觉性，以“正心、诚意”进行刻苦而持久的道德精神境界的升进，不断实现更高层面的“正心、诚意”；并通过“为己”、“成己”，达到“成人”，“修己以安人”、“内圣外王”，最终实现社会责任和人生人格理想。人人当如此，君王也不例外。中国人内心向来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人格魅力，甚于权力，正源于此。在道德认识和修养实践中，儒家着重于价值观的培育。强调能群者存、爱群利群、明别公私、公重私轻、先公后私；强调明辨义利、正义明道、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求利有度；强调存欲勿纵、以理导欲。这些都成为中国文化中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和基本构成内容。儒教伦理精神以道德教化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不仅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及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道德自我的建立、人性提升和人的精神智慧的开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人重气节、操守，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成就了无数为中国人所敬仰、奉为人生楷模的志士仁人。当然，儒家人文主义中的道德至上论，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效应。其一，忽略并限制了人的自然性的合理发展、人性的丰富和全面提升，以至导致庄子所抨击的“以人灭天”、戴震所痛斥的“以理杀人”的不良倾向。其二，在培育了大批可为民族脊梁的志士仁人的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和衣冠禽兽。科举选官制使知识分子人生只有一条路，为了最终猎获深藏于心底、梦寐于朝夕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簇簇，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在口头上、纸面上称礼义廉耻、贬利斥欲、灭情克己，于是伪道学者由此而生。一旦权在手，便数十倍地对“十年寒窗”作连本带利地疯狂补偿。独裁专制下的政坛险恶，宫闱密室中的暗算阴毒，逼迫人潜心于“功夫在诗外”，防人之心绝不可无，害人之心也不能不有，阿谀之徒和阴谋政客一奶同胞。而大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者，可怜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弄个明白，更不用说活的明白了。知识分子心灵人格的扭曲和人生的阉割，也许并不是具有真正人文关怀之心的儒学家、更不是孔、孟、荀希望看到的，但确是将道德宗教戒律化的后儒与封建专制政治和科举制交媾而生的恶果。其三，“重群轻己”藐视个人权利和自由。“重义轻利”和“重理轻欲”无视人、人生的全面需求和生存动力，也消解着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生机，加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文而轻自然的倾向，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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