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区别。贵和尚中虽然并不是儒家独有的思想，但是只是在儒家那里，贵和尚中的思想才得到最充分的阐释，并发展为一种规范和境界。
在儒家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就是说不同因素配合均衡，和谐统一，最利于事物健康生长发展；而相同因素虽完全一致，却丧失了内在生命力。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思想，要求君子一方面以“和为贵”（《论语•学而》），一方面又要把握和坚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周而不比”（《论语•为政》）。而且儒家还将其提升到“道”的哲学高度，构想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将行而不悖”（《中庸》）的“太和”境界。“太和”的观念源自《易传》，即至高无上的和谐状态。不过，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现、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就是说，这种和谐是蕴涵诸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消长、转化过程的和谐。儒家将这种重和去同之“道”，广泛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既包含君臣、派别、朝野、父子、亲友、邻里等各种关系，也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本国与外国的关系。儒家还将这一思想应用贯彻到思想学术领域，在坚持自己基本观念、核心思想前提下，不仅对儒学产生以前的思想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态度，也对道、法、佛、阴阳五行等家思想进行批判吸收、融汇兼容，从而不断充实完善、更新发展自己。佛道等家虽也有对它家学说的兼容渗透，但不及儒学，故儒学能成其大。这也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如何才能实现“和”呢？孔子将（《尚书•大禹谟》）中的“允执厥中”思想继承并提升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后来，宋明理学从哲学角度对“中庸”进行阐释发挥，朱熹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被儒家视为贯穿万物万事的“道”和“理”。“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不过度也无不及。“中”也指对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中”还指人对事物处理原则与方法，“一阴一阳之谓道……善为之者，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其不及，大要归诸中和而已矣”（《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答李大卿书》），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能实现和，保证和谐。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久远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虽然也包涵有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但在实行时，也常在是非、善恶、美丑间兼顾，甚至抹杀界限，力图使对立双方达成平衡，求得经久不渝的稳定。而且儒家还主张“中”以“礼”为原则，“礼”对“和”有制约指导作用，“中庸之道”便显示出保守性。
不过，贵和尚中思想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还是主导方面的。它使得中国人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无论对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生存发展都是有益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观。它还教中国人为人处事力求中正适度，把握好分寸火候，防止因走极端而走向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