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金子是曹禺笔下一个独具个性的理想化人物，她的性格与其说是现实生活造成的，不如说是按照作者的理想造就的，金子并非一个现实性的“普通农村妇女”。花金子最能代表《原野》崇尚原始精神的写作意图，她身上满蓄着野性激情和对生命的憧憬，较之仇虎，理性文明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少得多了。作为女人的金子身上所具有的野性气息与仇虎相比并不相上下。如果说仇虎充盈着生命力的怪异粗犷的形象如原野中的一头雄狮，那么，泼野、妖媚的金子就是一只美丽而危险的花豹，这只花豹也一样狂野不羁。这个“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女人，丰沛的生命活力并没有被苦闷的生活窒息，反而在压抑扭曲的环境中更加蓬勃地生发，甚至越发强悍，更加趋近了原始蛮性的人的特征。然而，在与仇虎重逢之前的金子却是过着“死了”一般的日子。金子与婆母暗地里斗争。在这种令人憋气的生活的压抑之下，金子，内心的火山一点点积郁起来，伺机而发。
仇虎的越狱归来正好引爆了这座火山。金子与仇虎炽烈的情爱向来被人们认为：原本不安分的金子被仇虎的彪悍气质所及引，以致一见面就投其怀抱。曹禺自己也在剧中写道，金子对仇虎是出于“肉体的爱恋”而后才升华为“灵性的”—简言之，是性的吸引力。但是细读原作，却找不出充足的证据来明示这一点，曹禺想把金子对仇虎的爱写成“原野人”本能的身体吸引之下原始情欲的爆发，以区别于“文明人”的爱情行为，但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灵性”居多的“仇花之恋”。金子是那么珍惜人生，并努力使这仅有的一次生命过得幸福自由一点。她几乎是本能地渴求做一个人，她清醒“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她要好好地活，而“在焦家，我是死了的”。这样的金子爱上虎子—个外表粗犷、内心机敏又本性善良并承诺实现她“飞”的梦想的男子，又怎能说只是“肉体的爱恋”呢？金子以蛮性判处了文明教化的死刑，她的“真人”本性更体现在杀人之后不会有仇虎式没完没了的罪恶感。实际上，束缚着仇虎走出黑林子的道德良心等“铁镣”缚不住花金子。让仇虎无法释怀的杀人、私奔在金子看来也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值得深思的是，金子作为剧中最“原野”的人，却以逃离原野剧终。野地里成长的她向往的是一个非原野的“黄金铺的好地方”。金子出逃与仇虎之死是否表明了野性与文明的双向死亡？曹禺对野性的激情礼赞变成了对野蛮文化的一曲挽歌，呼唤原始力的动情之作，无奈中刚好走向它的反面——金子走了，她抓住的第二根稻草仇虎终究也是自身不保，她只有一个人负着重任，也怀着憧憬走了。仇虎的仇恨还会折磨金子多久？她外出寻找希望又会碰得怎样的头破血流？一切都让人不敢深想。综上所述，《原野》不但塑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而且相对于“表现原始的力”的剧作主旨而言，真正能作为“真人”化身的，不知不觉间还是身为女人的花金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曹禺对女性始终如一的关注与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