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美刺”观

主张诗歌应有“美刺”作用是传统儒家的诗论观点，白居易继承了这一观点，但他更强调“美刺”中的“刺”即“讽谕”的一面，而不主张“颂”即歌功颂德的一面。在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与元九书》中，他批评 “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的创作倾向，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在强调文学创作的“讽谕”作用。在《采诗官》诗中他更是明确地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而且他还要求讽谕诗要写得明白直切，不要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白居易的“美刺”观虽然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诗论，但又加以发展，扬弃了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保守、消极的内容，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高扬了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全部古诗论中很难找到像他这样大声疾呼以诗歌为民请命，以诗歌暴露弊政的思想。但他的诗论也有忽视甚或否定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忽视诗歌艺术要含蓄蕴藉（jiè）的原则。总之，白居易的“美刺”及其他诗论观，虽然受到过不少批评，但也有不少标举现实主义的诗人和诗论家赞扬他的诗论观，学习他的诗歌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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