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所谓“生活即教育”，即是要求教育与实际生活联系，克服传统教育脱离生活，甚至与生活相对立的弊端。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要的教育”。
所谓的“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但陶行知认为杜威的“社会即学校”仍是一种鸟笼式的教育，他主张扩大教育的范围，凡是生活的场所——工厂、农村、店铺、庙宇、监牢等都是教育的场所，达到学校与社会合一。
所谓的“教学做合一”，脱胎于杜威的“从做中学”，而又加以改造。认为“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教学做是一件事”。
可以说，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中，“生活即教育”是其实质，“社会即学校”是其课堂，“教学做合一”是其实施的方法。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虽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杜威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问题，而陶行知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杜威的办法搬到中国来解决普及中国民众教育的问题行不通，故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陶行知从生活教育论出发全面否定传统教育，忽视系统理论知识，有失偏驳。但他的一些具体的作法，如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用的。生活教育在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本身的相互关联方面，也是积极的。从根本上讲，生活教育理论是在反对封建的旧教育、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